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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作者，是南朝刘宋的临川王刘义庆。也有推测说，书其实是他的门客们写的。
《宋书》卷五十一，有刘义庆的传。
刘义庆是刘宋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的侄子，他少年时颇有英气，善于骑马，还曾被刘裕夸奖说：“此吾家丰城也！”传说西晋的时候，丰城县有剑气冲天，后来果然找到了古代神兵干将、莫邪。因此“吾家丰城”就是我家的宝剑的意思。
但是皇帝换成宋文帝刘义隆之后，刘义庆却改了脾性：
以世路艰难，不复跨马。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从老百姓的角度看，当时其实倒算乱世里难得安详年景。所谓“世路艰难”，其实就是皇帝猜忌亲贵的意思。
宋文帝身体不好，神经过敏，诛杀了好多大臣。宗室成员理论上也是可以当皇帝的，何况还是被先帝比喻成大杀器的人，尤其会被当作危险人物。
刘义庆显然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安全，所以辞去了握有大权的敏感职务，也不再展示任何和武勇有关的素质，倒把兴趣转移到“文学”上。
当时文学的含义比现在广泛，包括今天所谓的“文学创作”，也包括其他各种和书本有关的学问。
文学当然比军事安全，但同属文学，安全系数也有差别。比如说，要是对儒家经典感兴趣，或者对黄老道家感兴趣，就还是比较麻烦。因为儒家经典里固然都是治国大道，黄老著作里也充满“君人南面之术”，喜欢这些，还是可能被认为有野心。汉朝的时候，河间献王刘德爱儒术，淮南王刘安好黄老，就都令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看着很不爽。
法家著作更不必提了，各种厚黑权谋，一看就是阴谋家读物。历史书也不行，你一个诸侯王在那里积极吸取历史经验，是想做什么呢？汉成帝的时候，皇叔东平王刘宇想向皇帝借《史记》看，汉成帝就没借给他。
写小说才是最保险的。
古代小说的含义也和现在不同。小说是“街说巷语”“道听途说”，也就是民间流行的各种段子。段子倒不一定不是事实，关键是，段子即使是真的，价值也很有限。
从《汉书·艺文志》开始，谈到小说时，学者们往往会引《论语》里的话：“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做编小说集这种事，等于承认自己没有远大追求，不算君子。
最早著录《世说新语》的《隋书·经籍志》，把《世说》和许多笑话集和工艺方面的书放在一起。而唐朝人编《晋书》时采纳了不少《世说》的内容，就让刘知几这样严谨的学者很不满，认为卑琐的小说玷污了高尚的正史，这些史官“奚其厚颜”，脸皮咋这么厚呢？
所以，不论《世说新语》是刘义庆本人作的，还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都是在公开表态，我的人生，已经进入了懈怠状态。
权贵懈怠，意味着退出政治资源的争夺，降低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性，所以值得大力提倡。至于其它挥霍，基本属于小节。
某种意义上说，《世说新语》就是一部权贵懈怠之书，它写的就是魏晋名士们没啥正经的那些事。
懈怠的人生没有意义，但可能很有意思。
忧国忧民的儒家经典是很有意义的，相比而言神神叨叨探讨世界本质的玄学，就显得没什么意义；同样是玄学，写一部玄学专著流传后世的意义，要大过清谈聊天说过就没了的意义；同样是清谈，思维严谨的论述，又比聊了一个通宵也不知道说了些啥有意义。
但对当时名士来说，怎样更有意思，排序却刚好倒过来。最有意思就是这样：
“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文学》）
刚才聊了这么久，也不知道玄理的根本到底在哪里。但说到措辞和譬喻彼此相称，正始年间最高水平的玄谈，大概就是这样的。
清谈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聊了点什么，围观旁听者当然更不知道。但是没有关系，聊天的状态好就好。所谓“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显然大家听得都很上头，关心讲得有没道理，那是俗，忒俗。
面对强大的敌人，有意义的当然是如何取得胜利，胜利后怎么拗造型，本没有那么重要。但《世说》关注的就是姿态。它没有讲淝水之战怎么打的，但记了这么一条：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雅量》）
这淡定优雅的风度，成了千古绝唱。
有人说，淝水之战如果东晋败了，对谢安就会是完全不同的评价，战前他自娱自乐，对前线局势显得漠不关心的表现，都会成为罪状。
正史的写法也许会这样，但《世说新语》不会。只要谢安被俘虏或被杀的时候，表现得足够有风度，《世说》还是会赞美他的。赞美淡定的死是有“雅量”，《世说》里例证还少吗？
很多名士都非常有钱，有人有钱就极度骄奢淫逸（如石崇、王济），有人却仍然出奇的抠门（如王戎、和峤）。说实话，有钱到这个地步了，选择“汰侈”或者“俭啬”，都没什么意义，但这些故事讲起来，就是有意思。
《世说》里面，君臣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排调》）
晋元帝生了皇子，赏赐群臣。
有官员说，这是普天同庆的大好事，可惜臣没有功劳，拿赏赐挺不好意思的。
晋元帝说：“我生儿子，这事能让你有功劳吗？”
这是民间常有的笑话，出自君臣之间，显然有失朝廷体面，然而真有意思。
家庭生活中，夫妻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排调》）
当爹看见儿子走过，不禁得意，说我儿子真棒。妻子接了一句：“我要是嫁给你弟弟，儿子还能更棒。”
不知道接下来夫妻俩有没吵架，反正这种涉及叔嫂关系的段子，自古以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才女谢道韫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瞧不上自己的丈夫。谢安作为家族长辈想安慰她，于是谢道韫回应说，我做闺女的时候，家族长辈都有谁，同族兄弟都有谁，我打小觉得，男人就应该是像他们这样优秀的。
就是说，大才女从小的生活环境，出现的男人统统都是偶像剧里的样子，所以她对男人的接受底线，自然而然就上去了。于是她来了这么一句：
“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贤媛》）
我怎么会想到，天地之间，还有我丈夫这样的男人。
这句话，真是平平淡淡而雷霆万钧，一击就把那个男人捶进地心。
对情感咨询师来说，你这么说话，对促进夫妻关系和谐一点意义都没有，然而才女骂人，就是有意思。
王蓝田性急。尝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鸡子于地圆转未止，仍下地以屐齿蹍之，又不得，瞋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忿狷》）
蓝田侯王述是个性急的人。有一次吃鸡蛋，他拿筷子去戳，失败了，就大怒，拿起鸡蛋摔到了地上。鸡蛋在地上滴溜溜转，他又用屐齿去踩，又失败了。王述愤怒到极点，从地上捡起来鸡蛋，放进口里咬破，可是并不吃，而是吐掉了。
这个人败给一只蛋的故事能有什么意义？可是就是有意思。
也许在大多数人看来，有意义远远比有意思重要。这不奇怪，人要相信自己做的事有意义，活得太踏实；一个社会也总要能发明出一点大家都相信的意义，才有凝聚力。
但下面这个判断大概也属实：“意思”的生命力，往往比“意义”长久一些。
有意义没意思的作品，也许慢慢就没了意义，而且永远不会有意思；没意义有意思的作品，很可能一直有意思。
而且换个角度看，有时原来的正面意义时过境迁变成了负面意义，原来的没意义，也就突然有了意义。譬如说，儒家思想从古代的绝对主流，变成了现代思潮大力批判的对象的时候，很多评论家的笔下，《世说新语》里许多嘻嘻哈哈的段子，就变成了“突破儒家礼教的桎梏，追求个性解放”，显得特别有意义。
诚然，《世说新语》里这点“有意思”的社会基础，寻根究底说都是民脂民膏堆出来的。但古代世界各种伟大的物质成就，哪个背后没有无数苍生的汗水和血泪？今天我们认清这一点，并不因此要把这些物质成就销毁掉，相反还要很珍惜地保护起来，去欣赏或瞻仰它。对古代的这点“有意思”，也同理对待吧。
关于《世说新语》，还有个著名的说法，这是“名士教科书”。
这么说是很到位的。当然大家都应该明白，不要以为读了教科书，就真是名士了。就像通读了中学各科教材而从来不刷题，去参加高考的话分数多半会很难看。更重要的是，哈佛教科书、哈佛公开课满世界都有，哈佛录取通知书，却不会随便发。
跨过门槛的关键，往往并不在教科书里。
《世说新语》记录的信息，主要是从东汉末到东晋。这之间虽然有朝代更替，但时代的气质，却有一以贯之的地方。
这个年代，国家机器不如之前的秦与西汉强大，也不如之后隋唐以降的历朝历代。特权阶级的地位，比较稳固。东汉的特权阶级想承担比较多的社会责任，魏晋以来则认清了现实，知道自己没这个本事，于是专心做自己。但不论是进取还是放任，个人选择的意味都比较浓，体制的压迫感则比较弱。
这是魏晋名士产生的政治、经济基础。
但《世说新语》里自然不会说这些。书里倒是有人说过一个名士定义：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任诞》）
三个标准：一，通常没事干；二，酒喝得痛快；三，《离骚》读得熟。
容易引人注意的是后两条，但其实最重要的，倒是第一条。
这在贵族或准贵族社会，可算是一个可以无视文化差异的普世标准，有人概括莎士比亚时代的英国绅士的关键要求，也是“要‘无所事事’，并把开销维持在某一显著水平上”。[1]
第一条达到了，后两条可以通融甚至置换。什么样的人才能无所事事还衣食无忧还没人能说你的不是呢？当然前提是要有祖传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精神财富。
就拿说这话的王恭（字孝伯）来说，他出身顶级高门太原王氏，是司徒左长史王濛之孙，光禄大夫王蕴之子，妹妹王法慧是东晋孝武帝司马曜的皇后。王恭起家著作佐郎，之后一路担任很清要的官职，一直做到封疆大吏。这样，王恭出门，才能取得这样的效果：
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企羡》）
下着零星小雪的时候，王恭坐着高车，披着鹤氅裘飘然而过。让饥寒穷困的人篱笆墙后远远看见，忍不住赞叹：“这真是神仙一般的人。”
这么看来，与其说《世说新语》是名士教科书，又不如说它是名士的宣传片。它展示的是名士们最想被别人看到的一面。
后世文人，对《世说新语》常有发自心底的喜爱。经常被举的例子如：
前面已经提到的，唐代初年的史官编写《晋书》，把《世说新语》里很多内容抄进了正史。
宋代，有人评价黄庭坚说：“黄鲁直离《庄子》《世说》一步不得。”有人读辛弃疾的词，发现他之所以能“别开天地，横绝古今”，是因为他能把文学史上的各种资源拉杂运用，而《世说新语》就是他重要的武库。如中学生要背诵的“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就都是用的《世说》里的掌故。
元代的散曲里，也常见《世说》里的典，而不少杂剧就是根据《世说新语》里一个故事性较强的段子扩充改编的。
明代学者胡应麟赞叹：“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
直到现当代，还是这样。号称不开书单的鲁迅先生，给朋友的儿子列了一个仅有12部书的书单，其中就有《世说新语》。
文人喜欢《世说》是必然的。唐宋以后，随着皇权扩张，科举制度成熟，文化教育普及，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大大增强，魏晋那样的名士失去了社会基础，而社会上的读书人却数量激增。
也就是说，《世说》里的文化资源，和后世传统王朝的文人是共享的；《世说》里的名士特有的社会保障，是后世传统王朝的文人没有的；而《世说》名士不必介怀的体制约束，却是后世传统王朝的文人所必须忍受的。读《世说》，不生出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感觉，才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