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1987年
史铁生的代表作《我与地坛》《务虚笔记》等作品以思想深邃著称，读者却宁愿将他理解为一个励志型作家，将他的作品简化为心灵鸡汤，这不能不说是对他的误读。新近出版的《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一书，从史铁生的思想角度阐释其文学与人生，还原史铁生的“思想者”身份。
《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顾林著，商务印书馆
写作，为了不至于自杀
１９７２年，２１岁的史铁生正是“最狂妄的年龄”，却被一场灾难击倒，脊髓上的一小块肿物使他终身残疾。最初几年，他经常沉浸在地坛内的精神生活中。
史铁生在地坛公园
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写道：
“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优哉游哉，有时候恓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吗要写作。”
残疾带来的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重压，“要不要去死”对史铁生来说，的确是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经过紧张痛苦的内心搏斗，他选择了活，而且要找到活下去的根据和理由，即“生之意义”。
至于为什么写作，曾有记者向他问过这个问题，他回答说为了不至于自杀。对他而言，写作是最好的思考工具，是在艰难人生中寻到一条活路的生存方式。
史铁生相信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正是生活或生命的困境，使写作行为诞生。写作，说到底，是对生命意义的询问，对生命困境的思索，也是人们在困境中自励并相互携手的一种最有效的方式。”
1980年代初中期，史铁生在雍和宫的家里
１９７９年是史铁生写作事业的开端，一年时间里，连续发表了《爱情的命运》《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兄弟》三部作品，随后几年又发表了多部具有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特色的写实主义小说。
中期转向了寓言化小说创作，如《命若琴弦》（１９８５年）、《我之舞》（１９８６年）、《原罪·宿命》（１９８７年）等。
后期的创作，《务虚笔记》（１９９５年）与《我的丁一之旅》（２００６年）两部长篇突破了小说的传统模式，转而以思想探索为中心。
由于下肢瘫痪常年久坐，到１９９８年，他的肾功能彻底丧失，透析的频率渐渐由每周一次增加到隔天一次。
如此的身体状况，使得他的后期创作以思想随笔居多，《病隙碎笔》就是在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１年透析的间歇写成。
通常，上午是他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几乎都用来写作；下午或者去透析，或者在家休息，不时有朋友来拜访。他的枕边放着一个录音笔，脑子里灵光闪现的时候，他就把灵感录在录音笔里。
２０１８年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的《史铁生全集》，囊括了史铁生撰著的全部作品，总共３５０万字。他算得上是真正用生命写作的勤奋者，用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哲思感动和激励了无数读者。
《史铁生全集》
人生只是一个“过程”
小时候，史铁生问奶奶，死了会怎样，奶奶说，死了，你就再也找不到奶奶了。
“那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
生病最初几年，史铁生几次自杀未遂，在地坛想了好几年，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最后终于弄明白了：“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
友谊、爱情、对亲人的惦念让他战胜了死神的诱惑，他用自己的人生感悟及逻辑推论，证明了人生只是一个“过程”，人永远走在路上，要做的就是把路走好，而不是轻言放弃，这就是过程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谁专门会唉声叹气，谁的痛苦就更多些；谁最卖力气，谁就最自由、最骄傲、最多欢乐。”
史铁生与友人
在《救赎的可能：走近史铁生》一书作者顾林看来，史铁生的一生就是对死亡哲学的最生动演绎。“史铁生以不懈的精神探索超越肉身巨大的痛苦，他对爱的敏于感受乐于付出，他的慈悲超脱如佛的人格形象，让人们深受感动并得到莫大鼓舞。”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史铁生的生命走向终点。当天下午，他突发脑溢血进入昏迷状态。
是否做开颅手术，妻子陈希米根据病情，代表他做出了抉择——放弃治疗。
史铁生与陈希米曾在生前畅谈死亡：“我要在能够坦然死的时候死，在你能够坦然接受我死的时候死。”
2010年4月，史铁生、陈希米夫妇在家中
按照史铁生的生前意愿，死后要进行遗体捐献。
出于实施捐赠手术的需要，处在深度昏迷之中的史铁生又被转了两家医院。因为心跳停止１５分钟后便无法实施捐赠，他以超强的毅力维持着有力的心跳，从病发到最后完成捐赠，历经九个多小时，于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凌晨３点４６分离世。
史铁生在《说死说活》中认为“最拿得出手”的两张眼角膜并没有被采用，倒是他认为功能比较弱的肝脏，与天津一位受赠者配型成功，他的腰椎则被用于医学研究。
随着器官捐献的完成，史铁生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在“别人”那里得到延续。
爱情是走出孤独的心愿
中学时代的史铁生几乎喜欢所有的体育活动，田径和足球是他的最大爱好，曾是学校８０米跨栏冠军，偶像是飞人刘易斯。
在《我的梦想》一文中，史铁生曾表示，“假若人真能有来世，我不要求别的，只要求有刘易斯那样一副身体就好”。
2001年3月20日，史铁生与刘易斯相会
但当朋友问他，“得到真正的爱情”与“身体恢复健康”两者之中选哪一个。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选择爱情。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真正的爱情，仅有健康的身体，人生是没有意义的。
1968年，17岁的史铁生在陕北插队
２１岁时，爱情几乎与残疾一同到来。据友人回忆，史铁生与Ｈ的爱情应该始于地坛，“地坛也有Ｈ傍晚寻找铁生飘飘的长裙和渴望的目光”。那时的史铁生，因为爱情，有时候也会忘却自己的残疾，“让他想活下去，想走进很大的那个世界去活上一百年”，尽管没有人相信一个残疾青年与一个健康漂亮的姑娘会相恋。
这段恋情因史铁生的残疾而结束，带给他深切的痛苦，但他始终感念爱情，爱情主题也贯穿了其一生的创作。
史铁生的第一部作品《爱情的命运》，讲述了相爱的大海和秀儿因家庭成分不能在一起的爱情故事，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随后几年的创作中，爱情与残疾往往相伴出现，但只是为了书写残疾主题而设。
及至１９８７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礼拜日》，爱情已不仅仅关乎残疾，而是指向了人的残缺——爱情是对人的根本困境孤独的救赎。这一变化，与爱人陈希米的相遇不无关系。
上世纪８０年代，因小儿麻痹而右腿落下残疾的陈希米在西北大学数学系读书，同时还是校刊《希望》杂志的编辑，她向史铁生约稿，两人互通书信，缘分就此开始。
１９８９年陈希米从西安来到北京，与史铁生结婚，“两个人，只有一条好腿”的家庭里，弥漫着和谐、和睦之气。在写给妻子的小诗《希米，希米》中，他把妻子称作如天使降临般“顺水漂来的孩子”，字里行间都流露出对陈希米的爱。
1991年，史铁生与妻子在家中
婚后的史铁生更加淡定从容，研究史铁生多年的学者顾林认为，这份婚姻和爱情不仅鼓舞了史铁生的人生，也使他的创作跳出现实爱情可能遭遇的困境，进入了爱情“形而上”的层面，如《爱情问题》（１９９４年）、《务虚笔记》（１９９５年）、《病隙碎笔》、《我的丁一之旅》（２００６年）等。
用思想做脚，渐行渐远
经历了上世纪８０年代的思想启蒙，９０年代文化领域“人文精神大讨论”众声喧哗，很多先锋派作家的写作姿态，带着明显的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气息。史铁生的写作依然处于潮流之外。他拷问生死与命运，向读者奉献自己的生命迷途，却从不教导读者该如何去活。他逐渐走出个体残疾的阴影，将残疾体验与苦难意识从其作品中剥离，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普遍的生命困境，在小说《命若琴弦》中即有体现。
发表于１９８５年的《命若琴弦》，后来被陈凯歌导演改编成电影《边走边唱》，讲述了走街串巷说书为生的一老一少两个盲人，为了弹断一千根琴弦才能取出师傅藏在琴槽里重见光明的药方，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最后却得知那张药方只是一张白纸。
电影《边走边唱》剧照
老盲人并不感到失望，回想过去的日子，“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地翻山、赶路、弹琴，乃至心焦、忧虑都是多么欢快！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的。”不仅残疾人需要有一个虚设的目的鼓舞自己，正常人也同样需要有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奋斗。
如史铁生自己所言，后来作品中对于残疾人故事的讲述指向“不是残疾人而是人性的残疾”，这种残疾指的是“生命的困境，生命的局限，每个人都有局限，每个人都在这样的局限中试图去超越”。
在他去世后，《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中聚集了四十多位史铁生至爱亲朋对他的私密记忆，不少友人都谈到了史铁生作为“小人物”的一面，比如他喜欢美食、热爱生活、追星刘易斯等。
《生命：民间记忆史铁生》
曾经亲手织毛衣送给史铁生的作家王安忆回忆，她第一次拜访史铁生，两个人没有聊哲理、聊思想，谈论的话题都是关于饺子；１９９０年再度拜访史铁生时，他已经开始写《务虚笔记》，饶有兴趣地向王安忆演示自己的新式写作武器——电脑，对于创作的话题却不太放在心上。“史铁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有时候你和他在一起会觉得他很健全，你不觉得他有什么缺陷，他有一种思想上可以不断激发人的力量。”即便是“小人物”也不妨碍他成为无数人的精神偶像，他的平凡与执拗，让他在思想的夜行中，与跟他有着同样生命困惑的普通人更加亲近。
2004年5月，上海青浦朱家角河边餐厅。左起：王安忆、陈村、修晓林，史铁生、陈希米
作家王安忆曾经说过：“我们有时候会背着史铁生议论，倘若史铁生不残疾，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许是‘章台柳，昭阳燕’，也许是‘五花马，千金裘’，也许是‘左牵黄，右擎苍’……不是说史铁生本性里世俗心重，而是，外部生活总是诱惑多多，凭什么，史铁生就必须比其他人更加自律？现在，命运将史铁生限定在了轮椅上，剥夺了他的外部生活，他只得往内心走去，用思想做脚，越行越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