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为时代而歌
1912年2月15日，聂耳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他自幼生性活泼，除了在校认真读书外，对音乐、戏剧、文学、美术和体育都有着广泛的爱好。小学期间，利用课余时间，他自学了笛子、二胡、三弦和月琴等乐器，并开始担任学校“儿童乐队”的指挥。
少年聂耳从小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特有的天分，这是他1924年加入云南求实小学学生乐团与教师的合影（前排左边弹三弦者为聂耳）
1930年7月，他只身来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具体工作是采办、包装和寄发纸烟，由店里供给食宿，起初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工资，生活是非常清贫的。次年3月，聂耳报考了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舞剧社”，并成为乐队练习生。
1929年，为救济灾民和革命同志，聂耳被迫到上海“云丰申庄”当店员。图为1931年3月12日，聂耳（右）与店员合影
在歌舞班里，聂耳除了担任乐队伴奏外，还经常在节目中扮演各种角色。聂耳曾连续4天每天演出3场，全身大汗淋漓，但总共才得到6元钱的报酬。他在日记中写道：“资本家的剥削，着实无微不至啊！”，“细想一下，这种残酷的生活，也不亚于那些工人大汗淋漓地在那高温下机械地苦作。”
1932年“一·二八”事变，聂耳亲眼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侵略罪行。同年4月，他通过革命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在党组织的关怀下，他下决心用音乐这把武器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20岁的聂耳在写给他母亲的信中，回答他母亲向他提出的婚姻问题时很明确地说：“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的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茁壮成长的革命者
1932年9月14日，聂耳去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但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又去向外籍教师托诺夫学拉小提琴。9月中旬，上海左翼剧联的负责人赵铭奕写信将聂耳介绍给北平剧联。北平剧联负责人于伶去云南会馆找到聂耳，让他为剧联办的《戏剧新闻》撰稿，并约他参加剧联的演出活动。之后，聂耳接连参加演出了《夜店》、《起来》和《血衣》等剧目。
10月28日晚上，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为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特邀剧联的“芭莉芭剧社”（俄语“斗争”的音译）到清华大学演出。当聂耳在舞台上用小提琴演奏《国际歌》时，台下有一部分右派学生起哄捣乱，还往台上丢石子，把担任钢琴伴奏的人都吓跑了。聂耳却鼓足勇气，在多数观众的鼓励和保护下，一直坚持把这首歌拉完，赢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聂耳参加了许多革命活动，党性有了进一步提高。期间他郑重提出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办理手续。北平剧联党组织专门写了一份聂耳在北平的表现情况，带给上海剧联，希望左翼剧联尽快为他办理入党手续。聂耳从北平回到上海后不久，就投入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工作中。他先来到联华影业公司担任“场记”，并于1933年初由田汉和赵铭奕同志介绍，在白色恐怖最险恶的日子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吹响“中国革命之号角”
1933年夏天，聂耳为影片《母性之光》创作了一首电影插曲《开矿歌》，这是聂耳写的第一首表现工人阶级斗争意识的歌曲。在联华影业公司工作这段时间，聂耳还先后在《城市之夜》、《小玩意》、《体育皇后》、《渔光曲》等影片中，扮演账房先生、小提琴手、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贩、体育运动会上的医生、船夫等角色。11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蓝衣社”的匪徒用法西斯的手段砸毁了摄制进步电影的联华影业公司。聂耳由于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又率领公司工会与资本家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公司借口他需要“休养身体”，将其解雇。1934年4月1日，聂耳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了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期间，他组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灌制了他创作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7首民族器乐合奏曲。在今天，《金蛇狂舞》和《翠湖春晓》已被国际音乐界视为中国民乐的经典作品。
1933年冬聂耳（中）、吴永刚（左）、金焰（右）
1935年3月，聂耳听说电通公司将拍摄影片《风云儿女》，有个主题歌需要作曲，他便主动去找编剧夏衍同志。看完歌词后，聂耳说：“作曲交给我，我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很快，聂耳就拿出初稿，定稿是聂耳到日本后完成的。这首歌就是后来响遍大江南北、闻名于全世界的《义勇军进行曲》。
在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时，他耳闻目睹了无数革命者和战友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英勇献身的事迹，那一幕幕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满腔的激情像火山似的喷发出来。他把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的热爱，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满腔仇恨，都全部凝聚在这首杰出的革命战歌当中。就是这首歌，随着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映唱遍了全国，给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新中国成立后，这首歌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至今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