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横亘于我国北方广袤地区，东起渤海，西至新疆，总长度达到2万多公里。从战国到明朝，长城一般依山据险而建，分为烽燧、女墙等拥有多种防御功能的城墙以及堡垒。
在大众眼里，长城似乎最早建设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秦朝。但实际上，在战国初年，中国北方就已经出现了长城。
当时，战国七雄并立，相互攻伐，为了拓展本国的领土空间，加强人力，各国都着力向少数民族方向发展。例如秦国灭掉了西方戎狄大国义渠国，赵国灭掉了游牧于今天内蒙古中部附近的林胡、楼烦等国，而燕国则在大将秦开的带领下大破东夷，拓地千余里，将辽东纳入了燕国的版图。
但是随着这一系列的胜利，秦、赵、燕三国却再也无法向北继续推进。他们并非不想，而是不能。这是因为他们已经将国境推进到400毫米降水线附近，只要过了这条降水线，农业生产就会因为缺水和寒冷而无法有效进行。若不能农耕，就无法维持当地驻军以及人民的有效生存，对当地的管理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因此秦、赵、燕三国便会停止向北方的扩张，然后修筑长城以划定边界，将游牧民族隔绝于长城之外。而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也成为后来秦朝长城的蓝本。而这些长城的位置，恰好就在400毫米降水线附近。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立即同时展开了两项军事行动，其一是南征，将南方的百越民族全部征服；其次便是北伐，即向北方的游牧民族宣战。
南征活动非常顺利，当时岭南地区虽然条件恶劣、瘟疫横行，但毕竟是可耕地带，秦军废了一些周折，最终将百越地区纳入了大秦帝国的版图。
至于北伐，则遇到了一些困难。据司马迁说，秦始皇之所以会北征匈奴，是因为皇家方士为他做了预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是个较为理智的人，自然不会真的只为这句谶言就人数多达数十万人的浩大战争。
在他眼中，匈奴是新生的秦帝国真正的、也是最后的威胁。通过统一六国和南征战争，秦始皇基本将天下所有可耕之地纳入了版图，东亚大地上绝大多数农民都成了大秦的臣民。
然而秦始皇却发现，广泛分布于三北（东北、北方、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却是无法征服的。他们逐水草而居、游移不定，曾横扫百万大军、攻破城池达到数千座的虎狼秦军，却拿他们毫无办法。秦军主力一来，他们便会立即逃走；秦军主力一走，他们便会卷土重来。
漠北的气候太冷，在农耕方面几乎毫无价值。派兵驻扎在漠北，在没有铁路、汽车的当时，其代价简直是天文数字。因此汉朝人说匈奴是“其地不可耕，其民不可牧”。
在秦始皇看来，放着游牧民族不管是肯定不行的，保不准哪个时候，他们就会南下中原，颠覆他万世一统的大秦王朝；同时，他也害怕六国余孽、犯罪分子以及不堪秦朝压迫的人民逃亡大漠。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因此秦始皇想到了北伐，而目标便定在了匈奴身上。有人就要问了，大漠中游牧民族那么多，为啥偏偏要打匈奴呢？
这不仅因为匈奴实力最强，同时也是因为匈奴相比其他游牧民族更加“固定”。原来，匈奴占据着水草丰美的鄂尔多斯草原，也就是秦人口中的“河南地”。依靠这片富饶的草场，匈奴的国力在草原各国中是首屈一指的。因此秦始皇才会拿匈奴第一个开刀。
于是他派蒙恬率30万秦军攻入河南地，将匈奴驱逐出河套草原。随后，秦始皇将10万移民迁入河南地，建立了朔方郡，打得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
打退匈奴之后，秦始皇立即着手修建万里长城。他因地制宜，将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大大降低了修建的成本，使万里长城得以在短时间内拔地而起。随后秦始皇又派数十万大军在长城沿线驻守。由此秦长城既是一种军事设施，也是一种政治设施。长城代表着文明的边缘，代表着中央王朝和游牧民族的边界，也代表着文明与野蛮的边界。
志得意满的秦始皇在长城的庇护之下，开始做起了万世一系的春秋大梦。他万万也没想到，他的这个举措给中国、漠北乃至于欧洲带来了多大的影响。长城的建立，改变整个世界的格局。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征战，直到秦始皇在位时期才归于一统。与此同时，从大兴安岭到漠北再到中亚，游牧民族在这些地区也处于一种“战国时期”。也就是说在匈奴之前，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游牧帝国。匈奴和东胡、大月氏、林胡、丁零诸部落一起，被秦人统称为“胡”。
草原之所以没有出现统一的大帝国，是因为从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来说，并不适合成为统一的国家。
要解释这一点，必须要先讲讲草原民族的生产方式。众所周知，匈奴、东胡等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赶着牛羊马等牲畜，逐水草而居。
相比于较为稳定农业生产，游牧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很容易被天灾一锅端。根据学者考察，农民养活一家4口人，2亩土地就够了。而在游牧区，却至少需要2顷。
相比于气候较为温润的汉地，游牧地区的气候可以用严酷来形容。在农业区，主食粮食很容易储存，只要做好仓储，即使遇到恶劣的天气也能凑合着活；而在牧区，只要遇到大规模雪灾，就意味着一场灭顶之灾。
游牧民靠牛羊的肉和奶存活，遇到雪灾后，牛羊便会成片的死亡。相比于粮食，肉更容易腐烂。牛羊死亡，也会使奶的来源被切断。到时候，游牧民如果不南下贸易或抢掠，就一定会饿死。
因此，游牧民族对于游牧之外的辅助性产业是非常依赖的。而侵略和掠夺，则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产业”。
《匈奴列传》记载：“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攻战以侵伐”。简单翻译来就是，如果条件比较宽缓的时期，就进行游牧和狩猎，但危急之时就要对外征战、掠夺了。
这里的危急，往往就是游牧民族遇到重大自然灾难，面临饥饿之灾的时候。如果不抢东西，他们捱不过严酷的冬天。因此，游牧民族往往将目光投向了他们南方的“有钱邻居”。因此自战国以来，匈奴、东胡、楼烦等民族就一直侵扰着中原各国的边境。
他们之所以不形成统一的游牧帝国，是因为正常的牧业生产牲畜不能大规模集中，需要分散牧养。大规模的战争则需要把青壮年劳动力集中起来参军作战，为了保证军队的后勤供应，防止在缺乏男劳力的情况下畜群遭受意外损失，也需要把牲畜大规模集中起来。
而将牲畜大规模集中会有什么后果呢？这既会对草场造成过度啃食，也会导致牲畜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还可能造成传染病流行，又容易导致大量牲畜被敌方截获。
因此，各游牧民族会选择“就近入侵”，“兔子就吃窝边草”。在战国时期，草原各民族还能混得下去。这是因为秦、赵、燕三国均以邻为壑，希望将祸水引到对方一边，自然不可能将边墙连接起来。而这些缝隙，也给了各游牧民族侵扰的可趁之机。因为这些空隙，游牧民族甚至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骚扰。
然而当秦朝统一，长城连成一片，各游牧民族就绝望地意识到，他们再也无法像以前一样恣意地抢东西了。
有人就要问了，长城到底有什么用呢？根据专家测算，长城的平均高度为7.8米，并不算太高。明以前的长城，大多为夯土所建，算不上结实。如此矮、如此“脆”的城墙，又能挡住什么呢？
在陶陶看来，大家或许太小瞧长城的作用了。
首先，长城虽然不高，但都依天险而建，不是轻易就能逾越的。况且你人越过了，马岂能越过？没有马的游牧骑兵，根本构不成威胁。连人带马过长城，必须“毁墙而入”。夯土城墙虽算不上固若金汤，但以游牧民族的攻城武器，拆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等城墙拆完，秦军的援兵早就来了。
其次，长城是一个强大的通信体系。在长城沿线，修建有大量烽燧，也就是俗话说的烽火台。这些烽燧不仅可以用作防御的堡垒，同时还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烽燧传递信息可不止狼烟那么简单，他们会利用蓬、火炬、积薪等三种不同的燃具传递信息，并以此分为64种烟火组合，每个组合都传递着不同的消息。
游牧民族一来，守军就会点燃狼烟，援兵就会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再次，长城还是个系统性的屯兵体系，数十万边军驻守在障塞、关城和郡县之中。一旦边境有事，他们便会沿着长城飞速赶来，相当于一个运兵的高速公路。
最后，长城还能严格控制边民和游牧民族的贸易。让游牧民族不能通过交易牛羊来换取他们所需要的的作战物资。
如此严密的防御体系，对于那些分裂的游牧小国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这无疑会大大增加他们的抢掠成本，导致他们即使丢了性命，也啥都抢不到。
长城虽细，却是绞死漠北诸游牧民族的绞索。为了活命，游牧小国们只好拼命“内卷”，相互攻伐。而丢失河南地的匈奴，则成了众矢之的。正所谓“东胡强而月氏胜”，东胡在东，大月氏在西，居中的匈奴遭到了两面夹击，苦不堪言。但在短时间内，匈奴却成为了一个帝国，并成为整个草原的统治性力量。而匈奴之所以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势君主——冒顿单于。
冒顿单于是一个传奇性的君主。原本冒顿是头曼单于的长子，是匈奴的下一任君主。但头曼单于和第二个妻子生下儿子后，就试图取消冒顿的继承权。为此，他将冒顿送到月氏当人质，随后又袭击月氏，希望借刀杀人，让月氏人把冒顿处死。然而冒顿很机警，抢了匹快马逃回了匈奴。
匈奴人看重勇士，头曼单于欣赏冒顿的勇气，便将他留在了部落。谁知冒顿早就怀恨在心，他找了个机会杀死了父亲，然后将他的弟弟们全部杀死。
公元前209年，也就是秦二世元年，冒顿单于攻灭了强大的东胡。在吞并东胡后，冒顿又转兵西向，灭掉了大月氏，将大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酒碗。。
此时，秦朝正陷于内乱，无力组织冒顿单于对草原的统一。由于秦末大乱，长城沿线的秦军皆逃散了。因此冒顿单于不战而重夺河南地。其后冒顿单于四处攻伐，灭亡了26个游牧国家，使“诸引弓之国成为一家。”匈奴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百蛮之长”，历史上第一个草原帝国。
按照游牧生产的规律，匈奴原本不可能长期存在。但是长城的存在却改变了这一点。因为要突破长城，就必须拥有绝对优势的兵力。只要聚集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马，就可以大大减少南下掠夺的风险。抱着匈奴这根“粗腿”，草原诸族便能从集体的抢掠之中分一杯羹。而这，也是草原诸族愿意臣服于匈奴单于集权统治的真正原因。
因此，匈奴绝非单一民族，而是数十个、甚至数百个游牧部落的结合体。从考古发现来看，匈奴不仅有黄种人，还有白种人。除了匈奴本部人马以外，还有许多被称为“匈奴别种”的仆从民族。
事实上，游牧帝国的建立，大大抵消长城的防护作用。在白登之战中，冒顿单于集中了40万骑兵，将汉高祖刘邦团团包围。在后来的汉匈战争中，匈奴动辄出动十多万骑兵入寇。历史记载是“大入则大利，小入则小利”。
对于新生的汉朝，匈奴骑兵南下掠夺简直比逛自己的后花园还要轻松。为了阻止匈奴进攻，西汉不得不与匈奴和亲，用女人和巨额的财富求得和平。但实际上，这依然不能阻止匈奴的入侵。
不仅如此，匈奴还向西域进军，几乎降服了整个中亚。西域诸国被迫向匈奴称臣纳贡。可以说，匈奴帝国的成立，让匈奴人富了起来，稳定了起来。
但是随着汉帝国的复兴，匈奴对汉朝的掠夺越来越吃力。原来，汉朝发动人力物力，改善了长城的防御系统，建立了天田——堑壕——虎落——关城——烽燧——堡垒——障城的防御体系。
虽然天田，就是汉军在长城前洒下的一层细沙。汉军可以通过细沙上的脚印观察敌军的动向，作用类似于雷达。一旦发现敌情，后方的烽燧就会立刻烧狼烟求援。
匈奴骑兵到来后，宽阔的堑壕会成为第一个障碍；而虎落的尖刺陷阱则可以有效阻止敌骑靠近墙体。然后，匈奴还要连续攻打关城、烽燧、堡垒以及障城，防线一道比一道坚固，守备一道比一道强。
随着长城防御系统的完善，匈奴对汉朝的掠夺，已经不再像之前那么轻易了。
汉朝深知“不可千日防贼”的道理，若想彻底遏制匈奴的掠夺，就必须主动出击，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不仅要杀匈奴的人，还要抢走他们的牲畜，釜底抽薪。
汉武帝时期，汉朝建立了强大的骑兵，对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在卫青、霍去病的持续打击之下，匈奴前后被斩首20多万人，俘获数百万头牛羊。匈奴被迫遁走苦寒的漠北，不再敢入侵汉朝的边境。
匈奴帝国的建立，本来就是建立在军事胜利之上的。匈奴在军事上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分崩离析。在汉昭帝年间，匈奴遭到了南方汉朝、西域、东方鲜卑乌桓以及北方丁零的四面夹击，甚至分为五个部分。在汉朝的扶持下，呼韩邪单于重新统一匈奴，而匈奴也不得不成为汉朝的属国。
后来匈奴又几兴几衰，最终在东汉汉和帝时期，为窦宪所灭。
匈奴之后，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薛延陀、蒙古等草原帝国接踵而立。他们的统一，都和长城的存在息息相关。没有长城，就没有草原的统一。
不仅如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菲尔德先生在他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之中，他有创意地提出了一个观点：
“秦始皇修筑长城，使游牧帝国不得不将关注点放在曾经不屑一顾的欧洲诸国身上，从而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侵略之潮。”
长城不仅塑造了游牧帝国，还使这些游牧帝国有余力、有动机进行大规模的西征。他们一旦在中原打不开局面，就会退而求次，向西亚以及欧洲进军。罗马帝国时期，匈奴人曾在欧洲横行一时。在中世纪前期，马扎尔人又引发了一次侵略之潮。而马扎尔人，正是被北魏所击败的柔然人；在6、7世纪，突厥帝国达到了极盛，曾兵临东罗马帝国，突厥可汗号称“世界之主”；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异军突起，最终横扫了欧亚大陆。
长城虽然不高，但却成功阻止了游牧民族的入侵，并塑造了强大的游牧帝国。而游牧帝国又成为东西方文明的中介，最终在蒙古帝国时期，让整个世界真正的联系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