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北省承德市的隆化和滦平两县，有一条河，如今人们叫它伊逊河，发源于河北省围场县哈里哈乡，至承德市滦河镇汇入滦河，全长195公里。在魏晋南北朝时，伊逊河叫“索头水”，因鲜卑族“索头部”居于河两岸而得。
关于“索头”，是一种自立名号，胡三省注为“辫发”，后世研究者又将其阐释为“编发”、“索发”，更是错上加错。但也有研究者称，与“索头部”关系密切的乌洛侯人的先民可能来自西域，出于粟特，“索头”即是“粟特”的另一种译写。
我们无法找到“索头”即是“粟特”另一种译写的的历史依据，只能在史籍里隐约看到，所谓乌洛侯人是在一些鲜卑离开大兴安岭后，有另一个部落不仅延续并发展了鲜卑民族的渔猎文化，还在大兴安岭脚下建立了中原帝国的附属国——乌洛侯国。
这个乌洛侯国最早见于《魏书·乌洛侯传》中说，“其土下湿，多雾气而寒，民冬则穿地为室” ，“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意思是这些人居住的地方乌洛气候寒冷，土地湿润，人们冬天会住进“地窝子”，夏天会去放牧，还养了不少猪，能种谷麦。可见，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经济形态，主要以狩猎业、畜牧业为主，并兼营农业。
这些似乎很难让人们把“索头”与“粟特”联系在一起，由承德北上至内蒙古赤峰，再北上至林西县，在这里有一个叫“井沟子”的文化遗址，2002年5—7月、2003年8—9月，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联合对该遗址西区墓群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58座，其年代约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前后，其文化性质为赤峰地区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
井沟子墓葬人骨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在探寻东胡遗存的问题上看到了一丝曙光。该组居民所拥有的北亚蒙古人种性状与鲜卑、契丹颇为一致，加之井沟子遗存所反映出的浓郁的游牧文化气息以及依据文献对“东胡”地望的考订，考古学家们认为，如果把该遗存的族属推定为“东胡”的话，至少在人种学方面可以得到支持。这就是说，在人类学上可以给井沟子人“东胡”的名头，且具有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等西伯利亚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
这次考古发现让人们看到了鲜卑人的基本相貌，而“索头部”这样的历史：公元304年，一个匈奴人的后代刘渊，在山西建立“汉国”。318年，继位者迁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319年，前赵镇守襄国（今河北邢台）的大将石勒宣布“独立”，国号也是“赵”，史称“后赵”。333年石勒死去，儿子继位，其侄子石虎杀了其子自己上台，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
后赵东到海，西到陕甘，南与晋对峙，一时非常强盛，而当时的燕山以北这一带，鲜卑的几个部各占一方，时而相互征战。325年，慕容部联合段部、索头部共击宇文部，宇文部降者数万人，失牲畜百万头。后赵的强盛，鲜卑的混战，使索头部的首领郁鞠担忧本部的前途，索头部能永远平安地生活在索头川里吗？郁鞠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归顺后赵，投奔中原。
据《晋书》记载，公元336年，索头郁鞠帅众3万降于赵，举部离开了久居的索头川，穿过燕山，进入后赵的控制区。后赵皇帝石虎在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接见郁鞠等索头部首领，封郁鞠等13人为“亲赵王”。随后将索头部3万部众分散到冀州（今河北冀州、高邑）、青州（今山东东阳）等6个州安置。 这些“索头部”的民众后来怎么样，人们已经不十分清楚，但是，他们索头的习俗却被一条河记录了下来。
至于“索头部”是怎么索头的，北朝壁画和陶俑中的男子大多戴着帽子，难以看清发式。一些学者认为是“披发左衽”，为留全发之一种，而非既辫且髡，亦非前剃后辫。但2002年，考古学家在太原王家峰的一座墓葬的随葬品中，发现了北齐辫发骑甬，为一位骑马男子梳着很多细细的辫子，头发披在肩上。也有人说，他们是将头发抹在脑后，绾成一个髻，一为美观，二是为了能让自己的个子显得更高一些。
在这里众说里，人们分明能看到，鲜卑人的索头在历史的长河里很是丰富多姿，而具体是哪一种，对今天来说似乎已经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当鲜卑人遇上汉族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民族大融合，逐步被中原文明所同化，才是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今天，都说鲜卑人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但抛开头发，是不是可以看看自己的面相呢？是不是低颅、阔面、面部扁平度很大……索头的鲜卑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从古至今，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都是与中国中原文明同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