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左一） 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合影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总书记应有党的代表大会产生选举产生，总书记应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但在党的历史上的有一位不是中央委员的党员成为了党的总书记，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他就是博古。
博古（1907—1946）， 原名秦邦宪， 江苏无锡人。1907 年6 月出生于浙江杭州，9 岁丧父，家境贫寒，免费入秦氏公学读书，后进无锡第三师范附小就读。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自取别名博古。
1921 年夏，秦邦宪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纺织科（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博古阅读进步书刊， 议论时政， 向往革命， 思想活跃。1924 年，秦邦宪先后参加了中国孤星社和锡社，后被推选为和锡社执行委员兼社刊《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1925 年被选为苏州学生联合会主席。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五卅惨案发生后，秦邦宪抱病坚持参加苏州学生的反帝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不久，又积极参加无锡后援会的工作，发表演说，查禁仇货，并在《血泪潮》、《无锡评论》上发表《病榻琐记》、《论军事教育》、《五卅惨案中的无锡舆论界》等随笔和政论。1925 年秋，秦邦宪考入上海（专题）大学社会学系，并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10 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中共中央批准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 年5 月回国。1931 年4 月至10 月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1 年9 月，年仅24 岁得博古成为党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一直延续到1935 年1 月的遵义会议之后。
一、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和中央执委会成员顾顺章叛变，博古临危受命，成为党的“总负责人”
1927 年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加中央特委，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担任行动科（三科）负责人。他领导的“红队”又称“打狗队”极为活跃，惩处了不少叛徒特务，震慑了敌人，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党在白区的损失，他也由此当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1 年4 月，顾顺章在武汉执行任务时被国民党密探发现，被捕后叛变，给党的地下组织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尽管打入国民党机要科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得知消息后，立刻派人去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转报党中央，但由于我党地下党员实行单线联系，无法及时传达，党的机构遭到破坏，一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捕牺牲。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我党在上海剩下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足半数。
当时，共产国际东方部认为中共中央可以接替担任总书记的合适的人选是王明。王明和博古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受到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器重，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李立三的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从莫斯科回国不久王明、博古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比中共中央先获知这封信的内容，立刻打起“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猛烈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博古和王明关系密切，路线认识一致。
王明在1931 年1 月7 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支持下，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 岁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从这时起，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
向忠发背叛后的1931 年6 月至9 月，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进入9 月，上海的白色恐怖越加严重，中央机关开始分批转移，前往中央苏区。周恩来赴苏区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王明为躲避国内的恐怖环境，决定离开上海到苏联担任瞿秋白离任回国后一直空缺的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职位。周恩来认为他不适合担任党的总书记。当时政治局常委卢福坦要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总负责人”。
临行前，王明作了两项安排来控制国内的中央最高领导层，以保证中央总书记的职位，永远给他留着。其一是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六人组成，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任总负责人。1931 年10 月10 日，共产国际批准上述任命。博古临危受命，担任了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博古之子回忆父亲》中记载：9月初的一天，周恩来与王明一起来到父亲住处告诉他说，因为上海形势紧张，周恩来要去中央苏区任军事部长，王明要去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团长，要父亲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父亲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的检查中回忆，他当时听了大吃一惊，提出这样做不符合组织手续。周恩来和王明回答：已与共产国际远东局商妥，再给共产国际远东局发个电报就可以了。就这样，24 岁的父亲成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者。
其二是王明给博古单独交代：从1932年1 月1 日起与共产国际的电讯更换新密码，如果发生与共产国际的电讯中断，出现特别情况必须报告共产国际时，“我们两人确定一个秘密联络员，只有他来莫斯科，说的话代表你的意思，我也只相信他的话。” 联络员人选特别重要， 既要可靠可信，脑子记忆力特别好，还要机敏善于应付种种环境，能穿插敌人布下的特务网线。博古认为只有他的好友潘汉年具有这方面的才能，于是两人商定了联络员为潘汉年。
王明则为了脱离危险之地，跑到苏联去了。王明走前，特意叮嘱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实际上是只能听命于王明本人。这样就造就出了“教条总书记”博古。10 月21 日，中央苏区中央局致电临时中央：“望派一位政治局委员，最好是工人同志来主持中央政府工作。”10 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由毛泽东任主席。这样，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安排到政府的最高岗位。
二、职务是“负总责”、“总负责”还是“总书记”
博古（左） 和叶剑英（中）、周恩来（右） 合影
党的文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回忆有的把博古称为为党的“总负责”，有的称“负总责”有的称之为“ 党的总书记”。历史的实际情况是： 自1931 年6 月总书记向忠发叛变后，党中央就再没设“总书记”这个职位，称之为“负总的责任”。据《博古之子回忆父亲》中博古儿子秦铁说“我倾向于‘负总责’一说。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当时卢福坦想当总书记，王明和周恩来都不同意，于是定下来不设总书记，而叫‘负总责’。不过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上还是称总负责人为‘总书记’。”
1934 年1 月，在中共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博古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常委、总书记。从1931年10 月至此，不是中央委员的博古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总书记”近2 年零3 个月。1935年1 月遵义会议时，博古还是党的总负责人，并且主持了遵义会议，并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做了辩解。不久，以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指挥团取代了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的军事领导3 人小组。
遵义会议后的1935 年2 月5 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当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在背后叫博古不要交“权”，博古没有听。他服从政治局多数同志作出的决定，把几副装有中央主要文件、纪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博古留任中央常委。
据博古的侄子秦福全回忆：1935 年2 月5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他（博古）告诉我：1935 年2 月5 日下午，在威信县水田寨花房子村，周恩来来到博古住处。一进门，周恩来就说：“邦宪弟，近来身体怎样？听说这些日子你饭量减少，人也瘦了，润之让我来看看你有什么需要。”博古说：“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周恩来将上午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量常委分工并由洛甫（即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总书记的决定委婉的转达给博古。博古坦然地说“好”，并说他已经感到大家对他有意见，他继续领导有困难。他立即把中央委员会的印章、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印章与中央书记的条形章交给周恩来，并说明天让人把文件担子挑到张闻天处。[1]博古顾全大局，很配合地地接受了组织的安排。张闻天成了党的“总负责人”，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人们还是习惯称洛浦（张闻天）为“总书记”。张闻天任“总书记”时，中央成立了书记处，书记为张闻天，委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和王稼祥（相当于政治局常委）。
三、“中共中央”还是“中共临时中央”
很多史料在提到博古和张闻天任党的“负总责”这一段历史的中央，都称其为“中共临时中央”。但是如果查看这个时期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会发现上面根本没有“临时”的字样，共产国际研究中国问题，也只写中共中央。1932 年5月3 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也只写“中央”，而没有“临时”字样。父亲当年在延安整风时的检查里就写过：“为真理起见，我不得不声明，‘临时’二字在上海时未听见过，遇中央委员多的地方交出来，亦未听见过。”[2]张闻天和博古一样观点一样，认为中共中央不是“临时”的，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与党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却说是“临时”的。尊重历史事实，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是代表的就是“中共中央”，也就是真实的“中共中央”。
四、卸任后的博古
1935 年2 月，将“负总责”的职位交给张闻天后，1935 年9 月中旬中共中央委派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博古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还表示能接受。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样交权是不算数的。
需要指出的是，博古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斗争，支持了红军北上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后，开始时博古还对剥夺他权力有看法，后来他则完全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发自内心地支持他。当张国焘要带着红四方面军南下的时候，还曾经找过博古，反复强调说遵义会议不合法，四方面军不同意。但是博古没有动摇。后来毛泽东向周恩来说：“秦邦宪是一个很有原则、很有组织观念的人。”1936 年12 月12 日西安事变爆发，秦邦宪与周恩来等人赶赴西安，促使了西安事变顺利和平解决。1937 年1 月，秦邦宪被任命为新华通讯社社长。1941 年3 月，秦邦宪任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社长，为建立一支新型的新闻队伍做了大量工作。1942 年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博古同志认真学习改造，开展自我批评。博古与张闻天等人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对自己曾经犯过的“左”倾错误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
1945 年6 月，秦帮宪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当选为中央委员。他精通俄文， 这期间翻译了《苏联共产党历史简明教程》、《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基本问题》、《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卡尔·马克思》、《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等书。
1946 年，秦邦宪等人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担任宪草小组委员会中共委员。王若飞、秦邦宪等于4 月8 日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向中央汇报请示。飞机在山西黑茶山失事，同机包括叶挺将军等17 人全部遇难，史称“四八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