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力行社是蒋介石召集黄埔少壮军人滕杰、贺衷寒等20余人建立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对外用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相称。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定为创业纪念日，“军统”的历史就从这时算起。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成员以戴笠此前跟随蒋介石作情报工作的密查组成员为基础，并吸收王孔安、乔家才等黄埔毕业生多人组成。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特务处成立后，先后在南京开设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警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大力培训特工人才。1935年蒋介石将对付中共苏区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划归特务处，人员扩大到700余人。特务处先后在重要地区设区一级单位，各省及大城市设站，并在军、警、宪以及铁道等部门建立起特务组织，或由特务骨干担任许多部门的要职，形成了从点到面的特务网络。
“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特务组织，其前身就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调查科成立于1928年2月，最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1930 年调查科内增设“特务组”和“言文组”，以对付共产党和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刊杂志内容和言论。1932年中央组织部将调查科扩编为特工总部。1935年党务调查科升格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务调查处，直属蒋系国民党中央。1937年，党务调查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改组后的军统局人员由战前的三四千人发展到七千多人，其成员大多是经过专门训练的。从1938年开始，“军统”先后在临澧、黔阳、贵州、兰州、重庆、汉中等地开办各种训练班。淞沪抗战爆发，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人数又达万人。1942年后“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
戴笠凭借庞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先后掌握了运输统制局监察处、财政部缉私署、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财政部货运管理局的大权，以及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上万人的缉私武装。
1937年8月，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扩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由此正式成立。“中统”局内设人事科、专员室、经济调查处、交通处、统计处，以及一、二、三组(分别负责训练、党派、情报工作)。
戴笠的指导方针是“秉承领袖意旨，体验领袖苦心”，一切听命于蒋介石，在抗战前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例如，1933年6月，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以威吓宋庆龄等爱国进步人士；是年底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西南方面李济深等发动反蒋抗日“福建事变”，戴笠派执行科科长邱开基等策反十九路军将领，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福建事变进行破坏；1934年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是年命兆平站长陈恭澍会同天津站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吉鸿昌(中共秘密党员)进行暗杀，虽然吉只是受伤，幸免于难，却因这一事件被国民党当局从天津租界当局引渡到北平处死。1936年西南方面陈济棠等联合桂系李宗仁等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帜发动“两广事变”反蒋，戴笠又指挥西南的特务组织收买粤空军将领倒戈得逞，将“两广事变”瓦解。“西安事变 ”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张学良扣押，其监管囚禁一直由戴笠安排特务组织执行。
“中统”早期工作中心之一就是专门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迫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对被其逮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采取“非叛即杀”的残暴政策；还制定“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在各省设立“反省院”。例如，1931年，曾为上海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变节，他曾编写《情报业务》一书作为调查科组织训练特务的教材，为特务们传授技术。
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1938年命“军统”西北区将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宣侠父，秘密杀害。1940年“军统”蓄意制造成都饥民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企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未达目的，便将洪希宗等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监禁到抗战胜利时杀害。在重庆“军统”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围绕陕甘宁边区“军统”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江南一带的“忠义救国军”频繁地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 皖南事变”。
“军统”除擅长于暗杀外，在情报、潜伏等方面与中共保安部门较量中一直处于劣势。如1940年向延安派遣数十名层次很高的特工打入到中共许多要害部门，是最为成功的一次，却很快被边区保安处发现掌握，不少骨干分子弃暗投明，仍以“军统”身份暗自为中共边保部门工作，有些人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类事例很多。
“中统”局主要负责除军、宪、警等军事部门外的情报安全工作。其工作重心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监控国民党党政机关内部情况；二是暗中打击一切反对派政党，尤其是共产党；三是监控社会舆论、思想言论等。“中统”局以各级国民党党部为活动基地，在省市党部设调查统计室，在省以下党部设专人负责“调查统计”，在文化团体和大专院校、重点中学广泛建立了“党员调查网”，进行各种特务破坏活动。抗战期间，中统局各级组织在重庆、安徽、贵州、新疆、浙江等省市大肆进行罪恶活动。他们还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勾结日伪，镇压各类抗日救国运动，包围、封锁敌后根据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军统”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活动。例如，在情报方面，“ 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绝密情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军统”电讯部门成功破译到日本空军准备在太平洋地区有重大举动的情报，经由驻美大使馆武官郭德权告知美国防部官员，但美方根本不予置信。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防部才意识到这一情报的重要性，便派员来华，寻求与“军统” 合作。双方于1943年成立中美合作所，其宗旨为“在中国沿海与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占领区，打击中美共同敌人”。“军统”借此得到美国提供大量的武器弹药、交通工具及医疗设备，前后开办十多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美国教官培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武装，还帮助“军统”培训特警及美式高等特工。
在锄奸方面，先后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上海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伪杭州市长谭书奎等。最大锄奸行动则是精心策划在越南河内刺杀叛逃的汪精卫，其结果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军统”直接对日本侵略者也有过一些行动，如河南站策反伪宣协军第一军副军长徐靖远成功，乘检阅之机打死十多名日军检阅官。上海区特工行动50余次，毙伤日军60余人。
戴笠遵照蒋介石的旨意，也和汪伪汉奸头目多方勾结，名之为“策反”，曾勾结汪伪台柱人物周佛海成功，为蒋所用。1939年，“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就曾计划使用“美人计”刺杀汉奸丁默邨，1939年至1944年，“中统”局与英国情报机构在共同抗日基础上也进行过广泛的合作。
1947年“中统”局改名为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2月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简称“内调局”)，隶属于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其破坏共产党组织、屠杀进步人士的目标没有改变。
1946年3月，戴笠在北平活动时受蒋电召回渝，3月17日返渝途中所乘专机坠毁殒命。蒋介石鉴于“军统”在反共方面发挥的特别作用，为准备发动全面内战的需要，将“军统”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任局长，毛人凤任副局长。组织机构仍沿用“军统”的一套体制，按省市大小及在反共内战中所处的地位，分作甲乙丙三类配备人员和装备。1947年12月，毛人凤取代郑介民任局长，他更是继承戴笠的衣钵，疯狂与人民为敌。1948年国民党大溃败时，保密局增设专门布置潜伏特务的布置组。1949年，国防部保密局逃撤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