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如何看待圆明园在清史中的地位
毫无疑问，一部圆明园的历史就是一部浓缩的大清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百余年的兴衰史。所以我们考察圆明园的历史地位，首先要抓住清史的主要内容和主要特点：那就是（1）清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2）清史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均集中国封建社会之大成；（3）清代的康乾盛世奠定了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其中，清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这一顶峰不能看做是满洲人的顶峰，而是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顶峰。同样，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的种种弊端也全部呈现出来，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说，晚清的落后挨打不是满洲人的落后挨打，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如此盛衰，那圆明园恰好是一个舞台、一面镜子，它集中了清史的上述三大特点和中华民族盛衰的历史轨迹。
其次，从多民族统一的大中国角度，来看圆明园。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郭成康教授，曾经指出：与历代绝大多数的汉族皇帝不同，康雍乾三帝都有一个十分可贵的“大中国”的观念。
乾隆四十九年（1784)，乾隆帝在六次南巡即将结束时，发布了《南巡记》一文，总结他即位50年来做的两件大事：一曰“南巡”，二曰“西师”。“西师”是指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二年（1755—1757)大兵两次进军伊犁，最后平定准噶尔蒙古的战争。
准噶尔在全国战略全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武力强劲的准噶尔部雄踞西北，其兵锋所指，一是南向西藏，挟持达赖和班禅两个大喇嘛以号令众蒙古，一是东向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以完成蒙古统一大业。对清朝来说，准噶尔不是什么肘腋之患，而是心腹之患。不彻底消灭准噶尔，西藏就永无宁日，尊奉喇嘛教的蒙古各部也就永无宁日，被康熙帝倚为长城的蒙古不能安定，清朝也就失去了协助其统治广大汉族的最可靠盟友蒙古诸部。所以乾隆的“十全武功”里竟有七次——两次金川之役、两次平准之役、回部之役和廓尔喀之役——都与西藏和蒙古有关。其中，清廷为什么要尊奉和保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康熙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乾隆法祖（效法先祖），同样南巡六次。乾隆在《南巡记》中把“南巡”与“西师”并列为一生所做两件大事，可见南巡意义重大。“南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南方巡视，“南”者，特指江浙两省。为什么？因为江浙当时是华夏文化的荟萃之所，汉人的“华夷之辨”畛域太深，在“士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的清代，江浙士人领袖对朝廷的态度，关乎整个汉族人心向背、朝廷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所以，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游玩山水、关切民生的善良愿望，但主要还是基于如何驾驭整个汉族人民的深远用心。
其实，除西师、南巡之外，还有北狩，即木兰秋称大典。乾隆帝在《避暑山庄百韵诗序》中，阐释了康熙兴建避暑山庄的意旨，即：“我皇祖建此山庄与塞外，非一己之豫游，盖贻万世之缔构也……凛天威，鉴前车，查民寞，备边防，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习劳苦之业，惩晏安之怀，所全者大，则其小者有不必恤矣！”故自康熙20年至嘉庆25年的139年中，历朝清帝共举行木兰秋弥105次。
另外，在清朝入关以后，在统一边疆的重大问题上，满洲统治者往往与汉大臣观点不一。如康熙时，施琅收复台湾后是弃是留，众汉官多言弃，康熙帝则采纳少数人意见，坚持派兵留守；康熙五十四年，准噶尔灭拉萨汗，攻占西藏，清廷派军收复西藏，结果全军覆没。以李光地为首的汉大臣主张与准噶尔划界分疆，康熙帝不从，坚持派十四子允禵率师驱准保藏，最终获得成功。此外，还有平定三藩、征讨噶尔丹、北上抗击沙俄等重大历史事件中，都体现出康熙大帝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
乾隆时，准噶尔内讧，也是乾隆帝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打败准噶尔，统一西北边陲。这些事例都反映了满洲统治者天下观、大九州的战略思维，与汉人君主中原思想、小九州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儒家思想中的华夷之辨，其强调的主要是帝王的至高至尊，是华夏文明的无与伦比。而夷狄不过是仰赖天朝恩泽的化外之邦，所以得其地不可耕，得其民不可养。同时，对夷狄的战争只意味着资源的耗费，故儒家的理念是开疆拓土，非圣主之所为。
其三，要从满洲统治者、从满洲人的文化背景和民族性格上看圆明园。
正是因为有一个“大中国”的观念，所以以满洲统治者为首的清王朝，素有“马背上的朝廷”之称。如康熙皇帝在位61年，一生巡行多达203次，其中6次南巡、五幸五台山、16次巡察畿甸河道、55次巡幸塞外。
巡狩是历代帝王的重要的政治活动，它包括巡狩礼仪、扈驾规则、巡狩内容等。离宫时，皇帝要穿上御驾亲征的戎装；随扈大臣也要全身披挂，乘马依次而行。而且驾出巡幸，还要别造宝印携行，加“行在”字样。内外大臣的奏章由内阁汇齐，三天一送行在。故巡狩主要不是娱乐游玩，它是皇帝雄视八荒、顾驭四海、统治天下不可或缺的一项政治内容，它很像我们今天领导人的调查研究和现场办公。其中包括观风整俗、考察官吏、检阅武备、祭祀方岳、拜谒陵寝、赈灾恤荒、治理河工海塘、体察民情等等。巡狩期间照样临朝理政，其行在实际就是一个移动“龙廷”。
那“马背上的朝廷”与圆明园有什么关系呢？
且不说在诸多皇家园林中，圆明园与避暑山庄均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清帝通过在园中的各种活动，恩抚和联络蒙古王公，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部落首领。这在紫禁城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就拿乾隆皇帝一生的主要巡幸活动来看，其四次东巡盛京：两次自圆明园启銮，一次自宫中，一次自热河。六巡五台山：其中两次自宫中启銮，一次自静宜园启銮，其余三次均自圆明园启銮，六次中五次均回銮圆明园。六次南巡：因为正月出发，故均自宫中启蛮，但六次回銮均回至圆明园。五十二次秋弥木兰或幸避暑山庄，则均从圆明园启銮，再回銮至圆明园。可见圆明园在清帝心目中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