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废王立武”
公元655年，唐高宗永徽六年，武昭仪圣眷日隆，高宗渐生废后之心。某日，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等重臣入内殿商议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之事。聪明的李勣自知此事敏感，乃称病未去。而于志宁呢，在高宗和武昭仪的联合威压之下，虽明知废后不妥，但终是噤不敢言。倒是褚遂良这个太宗遗命的顾命大臣敢于直谏，提出各种理由激烈反对高宗“废王立武”。
一个不来，一个不言，一个反对，高宗和武昭仪显然很需要一个支持者，这样他们才能借坡下驴。为了做支持者的工作，两个人也没少操心。
上一年，他们就一起到长孙无忌家饮宴，名义上是一次普通的“家庭聚会”，实际上是有所宏图。当然，两人上门也没空手，高宗出手大方：不仅赏赐金宝缯锦十车，又任命长孙无忌的三个庶子为朝散大夫。宴饮间，高宗以皇后无子频频暗示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却装聋作哑，“顾左右而言他”，弄得高宗和武昭仪很不愉快。
“家庭聚会”后，高宗和武昭仪没有放弃，继续做长孙无忌的工作。先是派武昭仪的母亲杨氏上门陈情，再是让礼部尚书许敬宗上门劝说，但长孙无忌还是一口拒绝了。
贵为皇帝而不能如愿，这让高宗很窝火。而前进路上出现的这个绊脚石，更让武则天暗自怀恨在心。两人一合计，决定不给这些顾命大臣面子，软的不行就“硬上”。于是便有了“内殿商议”这出戏，这相当于高宗和未来的武后的“最后通牒”。
尽管此前两三个回合中，高宗和武则天早已经知道了长孙无忌的态度，但他们还是希望在这最后关头，得到这个既是国舅、又是顾命大臣的重量级人物的支持，这样两全其美、皆大欢喜的事，他们以为长孙无忌会愿意去做。
他们显然判错了这个凌烟阁上排第一人物的气性，长孙无忌在这关键的时间节点上，虽然明知反对有政治风险，还是坚定地站在了褚遂良这一边。高宗的脸黑了下来，武昭仪也拂袖而去。一段血腥的政敌清洗历史就此开启。
如果说“家庭聚会”时的反对尚是皇族内部矛盾的话，那么，“内殿商议”上的公开反对便已是利害攸关的权力斗争了。为相半生的长孙无忌不会不明白这次反对的危险性，但他显然更重视唐太宗的遗命。
埋骨黔州
登上皇后宝座的武则天，是不会放过褚遂良和长孙无忌的。
遭政治清算的先是褚遂良。武则天显然还记得他反对“废王立武”的坚决态度，那近乎一种政治表演：他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向高宗不停叩头以至于流血。你既然不要命，我也不给你好命。武则天先是将褚遂良赶出朝廷，贬他到潭州任都督。
不久，又调褚遂良离京师更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去任都督。为打击褚遂良，武则天和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瑗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以此为借口，褚遂良很快又被贬到了更远的爱州（今越南清化）。
绝望之中，褚遂良向高宗上了一封陈情书，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是高宗继位的坚决支持者。他希望凭此让高宗收回成命。但他没有料到，武则天此时已全面参与帝国政务。即便高宗有那么一丝犹豫和反悔，他也禁不住武则天的游说。
公元658年，褚遂良在爱州带着遗憾离世，享年63岁。
褚遂良之后，接着就该是长孙无忌了。
注意许敬宗这个人物，他在武则天打击褚遂良和长孙无忌这两个重臣的政治斗争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很难说他仅仅是对武则天的无条件服从，更多也是借此建立和巩固自己的威权，打压一度在自己前面的褚遂良和长孙无忌。
按理，他应该和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一起都是太宗李世民的政治班底，李世民为秦王时，他是秦府十八学士之一，权授检校中书侍郎后，因起草诏书得体，也深得李世民欣赏。
贞观二十一年（647），许敬宗加银青光禄大夫衔。虽然也算颇受重用，但相较褚遂良和长孙无忌在太宗朝的政治地位，许敬宗还是差得太远。在“废王立武”的政治斗争中，许敬宗善揣上意，支持高宗“废王立武”，由此官运亨通，很快便代于志宁为礼部尚书，兼任太子宾客。
导致许敬宗对太宗李世民离心离德，缘于国丧失礼事件。公元638年7月，长孙皇后去世，帝国按照国丧的程序为长孙皇后送行。按仪礼，文武百官全部都要穿着孝服参加。当时欧阳询也到了国丧现场。欧阳询因长相丑陋，许敬宗看到欧阳询穿着孝服的样子，居然没忍住在长孙皇后的葬礼上笑出了声。李世民大怒，以国丧失礼将其贬为洪州司马。此后尽管不断得到重用，但器量狭小的许敬宗心里，对李世民和长孙家已经有了怨恨。
现在，长孙无忌居然反对“废王立武”，许敬宗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意图谋反”这样的手段既然可以用在褚遂良身上，那么，现在也可以用在长孙无忌身上了。
据《新唐书·长孙无忌传》载，许敬宗“揣后指，阴使洛阳人李奉节上无忌变事，与侍中辛茂将临按，傅致反状”。意思是说：许敬宗猜到武后的心思，暗中指使洛阳人李奉节向高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与侍中辛茂将办理此案，教他编造长孙无忌谋反的情由。但高宗还不算昏聩，认为长孙无忌谋反是“妄人构间，殆不其然”。但许敬宗坚持认为长孙无忌“反迹已露，陛下不忍，非社稷之福”。
高宗最后的态度颇堪玩味：帝终不质问。意思是高宗对长孙无忌谋反这件事，始终没有和长孙无忌这个当事人对质审问，这就给许敬宗留下了“默许”的操作空间。
最后“遂下诏削官爵封户，以扬州都督一品俸置于黔州”。高宗顾全国舅的面子，虽然下令削去官爵封地，但还是让长孙无忌以扬州都督一品官的俸禄流放到黔州。
自唐武德元年（618），改黔安郡为黔州以来，长孙无忌是第一个贬到此地的帝国重臣。想来，长孙无忌奔赴贬所的路途不是顺利的，翻越秦岭已是困苦不堪，还要山水兼程，穿巴山、渡蜀水，进入到黔州这样的蛮荒之所。
然而，更坏的结果还在等着他。据传长孙无忌在路上走了近三个月，还未到贬所，武则天的密令就追了过来。同样，执行这个密令的还是许敬宗。
公元659年7月，长孙无忌行进到今天的江口镇。闷热的天气，加上眼前的荒凉，让他一定心生悲苦。他似乎并没有给高宗和武则天写什么反悔或者认错的陈情书，他比褚遂良更彻底。或许他已经听到了褚遂良的死讯，并已经做好了就死的准备。
许敬宗的追杀令，看起来更像是对他的成全。
在长孙无忌山水兼程赶往贬所的同时，在武则天的积极“推动”下，高宗启动了长孙无忌谋反案的重审，主持重审的，自然是许敬宗。随后，许敬宗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到黔州审讯无忌谋反罪状。袁公瑜一到黔州，便逼令长孙无忌自缢。
袁公瑜也是一个小人。此前，他就向武则天母亲密告裴行俭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这次，又充当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的主审，并秘密领取了许敬宗和武则天“置长孙无忌于死地”的命令。据传，他对长孙无忌进行了血腥的“暴力审讯”，但长孙无忌并没有死，不得已，他才逼令长孙无忌自缢。
三尺白绫，而非屠刀带血，这是武则天留给长孙无忌最后的体面。高宗最后听到的死因，是许敬宗认真“编辑审查”过的“水土不服”。即便高宗有所怀疑，那又怎样呢？从他“终不质问”开始，这个悲剧结局就已经写定了。
长孙无忌死后，家产被抄没，近支亲属都被流放岭南为奴为婢。被逼死的长孙无忌就近埋于信宁县（今武隆江口镇，当时属黔州所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