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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古老的兵书,揭开武王伐纣内幕,难怪武王仅出兵4.5万

武王伐纣,是周国全力以赴的一次军事行动,力求一击必中。然而,周武王召集的军队数量,却令人难解,因为仅召集了4.5万人。

《史记·周本纪》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根据史书记载,武王伐纣的关键战役——牧野之战中,纣王就召集了17万军队(数量质量都有争议,但至少在10万以上),考虑到纣王是在家门口作战,面临灭国危机之下可能反扑,会召集更多军队。在夏商周时代,军队数量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战争胜负。

因此,这就令人难以理解了,事关国运之战,为何周武王不多召集一些军队?不说数量上压倒纣王,但求至少不会落后太多,这才符合正常逻辑。中国最古老的兵书,揭开了武王伐纣中周武王仅率军4.5万的内幕真相!

中国是世界兵法之乡,层出不穷的兵法巨著,足以证明中国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文明古国并非偶然,而是存在着内在的战争基因因素。据此,有学者认为,在宋朝之前,中国才是真正的战斗民族。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最古老的兵书,不是我们熟知的《太公兵法》、《孙子兵法》之类,而是叫《司马法》。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所谓“司马”,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长。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 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可见司马迁认为《司马法》源头在于姜子牙,此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形成历史上的《司马法》。

令人可惜的是,此书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大部分已经失传,如今仅残存五篇。然而,就是这残存的五篇兵法,却还记载着从殷周到春秋战国的作战规则,其中就有记载解释了武王伐纣的兵力之谜。

根据《司马法》的记载,商周时期的军队分为两个部分,即“乡遂和乘马”。两者最大区别在于:乡遂制度之下,出重装士兵数量大,而且装备由官方提供,史书记载是“若乡遂所用,车马、甲兵之属,皆国家所共(供)”;乘马制度之下,出重甲士兵数量不大,差不多8户出1兵,而且装备由民间自备。

《司马法》逸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

由于周朝实行的是井田制,一井有9户,“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所以一甸64井576户。

乘马制下,64井576户,出战车1乘,甲士3人,步卒72人,马4匹、牛12头,一共出兵75人。

乡遂制下,64井576户,出战车1乘,甲士10人,民夫20人,一共出兵10人,民夫20人。史书记载是“成出革车一乘,甲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成”是指“方十里为成”,但由于“缘边一里治沟洫”,所以一成实际还是64井。

所谓“甲士”,应该就是重装步兵,步卒应该是“炮灰”性质。

根据学者推算,西周时期全国不到900万人,因此武王伐纣时周国最多420万人。如果按一户三人计算,即可以得出:(4200000/3)/576=2430(一甸64井)。

全部按照乡遂征兵,可得2430乘马车,24300甲士,48600民夫。

全部按照乘马征兵,可得2430乘马车,7290甲士,174960‬步卒。

由于周武王这一次是国运之战,应该会大幅度提高征兵比例,但受制于冶金能力,马车和甲士兵种很难大幅度扩大,最多能够增加一倍。

而且,还有两个影响战争的关键因素:一是周国留守部队,肯定要防止西部犬戎等外族入侵,以及商朝的偷袭,这也要分摊很大一部分兵力;二是后勤影响,以当时生产力来看,军队数量太多周国未必能供养得起,有学者考证认为,周武王的后勤民夫与步卒数量,大约38万人。

回头再看《史记》记载,周武王投入的战斗兵力是“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车兵和虎贲都是甲士),如果加上没有记载的民夫与步卒,估计实际在45万左右。

以《司马法》记载来看,“乡遂和乘马制”之下,4.5万甲士已经到了极限,周武王已经使出吃奶的劲了。而且,根据史书记载,其中还有一部分属于诸侯甲士,周国实际投入应该不到4.5万。

然而,武王伐纣投入的是精锐甲士4.5万,以及大量步卒,军队总量上可能超过了纣王大军,而纣王却是临时召集的部队,武器装备可能都不齐全,再加上内部致命叛乱战场倒戈,纣王焉能不败?因此,牧野之战或许没那么神秘,周武王并非冒险灭商,而是要数量有数量、要精锐有精锐,至于史书上只记载“4.5万”,主要是说明周武王的“仁者无敌”,所以才能以寡败众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