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史籍浩瀚,其中涉及许多地名国名由于记叙不详,至今不知所在。史书上的扶桑国就是一例。
据《梁书·诸夷传》记载:
“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地在中国之东,其地多扶桑木,故以为名。”
《梁书》记载中的扶桑国究竟在什么地方?
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主要有日本、墨西哥、中国曲阜等诸说。
一般认为,中国古书中的“扶桑”一词是指一种神木,也代指盛产这种神木的东方仙境,即“日出之处”。屈原《离骚》写道:“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隋书》记载:日本国君自称日出处天子。自唐以来,不少诗人也用“扶桑”一词代指日本国。《梁书》中说扶桑国有一种长着对新月形大犄角的牲畜(指水牛),可驾车,日本就有水牛车。从地理名称和风俗习惯上看,扶桑国男子有黥面文身的习惯,古代的日本列岛、尤其是北海道、千岛群岛的男子也有此俗。此外,扶桑国的婚丧习俗、佛教信仰以及许多地名,均可在日本的古籍中找到痕迹。
自1752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提出,中国史书中的“扶桑国”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一带的说法以来,中外学者持此观点的颇多。中国古籍中关于“扶桑国”的记载,许多都可以在墨西哥得到印证。从地理位置上看,《梁书》说:
“扶桑国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大汉国在文身国东五千里”,“文身国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
据此推算,故扶桑国在日本东北三万二千里,距中国三万四千里。扶桑国的位置应是美洲的墨西哥和加利福尼亚一带,而不是日本国。
从物产上看,《梁书》说扶桑国“多扶桑木”,其叶似桐,而初生如笋;国人食之,实如梨而赤。绩其皮为布,以为衣,亦以为绵。人们认为源于墨西哥的棉花具有扶桑木的这些特征。墨西哥古代玛雅人的首领“Tutu-Jiu”的译音与《梁书》中所记扶桑国的贵人为大小“对卢”的读音也相似。
《梁书》说扶桑国有南北两个监狱,南监押轻犯,北监押重犯,终身监禁;在墨西哥亦有两种监狱,一种监狱关押轻犯,一种监狱关押重犯或死囚,与《梁书》所记扶桑国的情况也极为相似。
最近有人提出一种新观点:《梁书》中的海外扶桑国,事实上并不存在。相反,象《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扶桑”则是有历史根据的。据考证,它应在今天的山东曲阜及其周围地区。这些早期文献记载:
“汤谷有扶桑,十日所欲。”“日出汤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所谓扶桑皆与日有关。日为我国远古时期黄帝族的图腾崇拜,扶桑则是这个日族居住的地方,并非指后来人们所说的“日出之国”一日本国。据《帝王世纪》、《史记》等文献记载,少昊是崇拜太阳的黄帝族的个分支,崇拜太阳,以鸟作日的象征。他们经豫东迁居鲁南、苏北一带的“江水”建都涿鹿(原名彭城,今徐州),并在此与蚩尤族发生战争,即著名的“涿鹿之战”。
少昊获胜后迁都“穷桑”《帝王世纪》指出:
“少昊是为玄囂,降居江水有圣德,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或谓之穷桑帝。”
古语的“扶桑”与“穷桑相通”。日族在其活动范围内,留下许多文化遗址,其特点多有太阳纹的形象,在连云港云台公社还有一太阳石,故有“日出扶桑”之说。
主要原因是先秦及其以后的一些作品,逐渐将扶桑神化。如先秦之人多把扶桑视为一棵日出其间的东方大树,汉代的画上还可见一棵扶桑树上栖息着几个太阳或太阳鸟等等。后来有的作品便把太阳与扶桑木分开,以至《十州记》竟把扶桑木移至太平洋彼岸的美洲,而《梁书》又进一步把移到美洲的扶桑木变为扶桑国,并列入诸夷国之中。即使如《梁书》所载,慧深和尚到过某一海外国家,将它称为扶桑,其实,这正象唐代以后的诗人把日本称为扶桑国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积习和误会。
所以,历史上只有一个扶桑,即扶桑一一穷桑——曲阜。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史书记载扶桑国时并没有讲它与大海有何联系,只讲了它的大体方位和路程。古书记载某一国家的方位时,因为没有指南针,常常出现东与西、南与北倒置的现象,而书中所指的距离也多为估计,与实际距离相差甚远。扶桑国可能就属这种情况。
就《梁书》有关扶桑国的记载而言,也看不出它与海有何关系。因此,扶桑国很可能就在亚洲大陆。另外,从《梁书》中关于扶桑国多蒲桃〈即葡萄)、扶桑木、扶桑布以及厕宾国五比丘游行到扶桑国传播佛教等。
记载来看,它不仅具有亚洲特点,而且多少与西域、与传播佛教有关系,因此,扶桑国可能只是从印度经西域到达中国内陆之间的某个古国或地方,并不是墨西哥或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