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居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的《三国演义》，出自作者罗贯中之手，他也因此留下鼎鼎大名，可也要知道，罗贯中却是另一部名著《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弟子。
“名师出高徒”。罗贯中既为施耐庵的弟子，也足以证明施耐庵老先生的功力十分了得。
其实，人们喜爱的《三国》、《水浒》，并没有把其为分为高低优劣，两书都是名著，只是所写的内容和文笔风格大不相同而已。
作为古代的著名小说作家，施耐庵老先生的身世极为传奇。他笔下的《水浒传》中的诸多故事，甚至都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
施耐庵（约1296年—约1370年），原名施彦端，字肇瑞，号子安，传是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
他的名字叫施彦端，为何后世只知他叫“施耐庵”呢？
据说。施耐庵隐居时，一边讲学一边写书。一天，他写到《水浒传》中拼命三郎石秀智杀淫贼和尚裴如海，裴如海假扮头陀敲木鱼这一段，突然想到东林庵珍藏的木鱼木槌，心中疑惑不解，便向辞官回乡的友人徐麒问：你这庵里的木鱼木槌，为何像宝贝一样珍藏？
徐麒说：这庵里原先住着一位老和尚，他念经拜佛用心极诚，一边念经一边敲木鱼。说着他用手指着木鱼的凹陷说：你看，他想让弟子懂得，读书，做学问就是要专心致志。
施耐庵听了，连连点头称道。心想，我写书也要有那种耐得住寂寞、锲而不舍的精神才行。
事后，他提笔写了“耐庵”两个字，贴在门楣上，提醒自己要时时耐得住寂寞，排除一切困扰写出《水浒传》。外人不解其意，竟把他称为“耐庵先生”。时间长了，他也觉得这个名字不错，便顺势改名为施耐庵。
关于施耐庵的籍贯、科举、生卒年月等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前茅后盾，留下重重迷雾。
比如，有一种说法称“施耐庵在元至顺二年（1331年）考中进士”。但根据元朝的官方史料，至顺二年登科的进士中，并没有施耐庵的大名。
有记载说“施耐庵属猴，在35岁时取得进士功名，而且活到了75岁”，这些并没有什么疑问。但如果他在元至顺二年考取进士，以这个时间点往前后推算，则施耐庵出生应当在1296年，卒于1370年。但根据出土的文物资料分析，施耐庵的儿子施让是1373年出生的。怎么可能在施耐庵死了3年之后，还会生出了儿子呢？”
那么，施耐庵的进士功名到底是怎么得到的？
有研究者认为，施耐庵的进士，并不是通过元朝的科举考试考取的，而是由元朝末年起义称王的张士诚所封。
有史料介绍：“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国号大周，封了一批读书人进士功名，这其中应包括施耐庵。这样往前推算，可知施耐庵生于1320年，而这一年恰好就是猴年，与其生肖吻合。
张士诚起义抗元时，文武兼备的施耐庵，参加了他的多次军事活动。张士诚据苏建国称王以后，施又在他幕下参与政权策划，并和他的部将卞元亨相交甚密。
但此后。施耐庵因张贪享逸乐，不纳忠言，大为失望，与几位友人相继离张而去。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
施耐庵浪迹天涯，漫游山东、河南等地，曾与山东郓城县教谕刘善本为友，后寓居苏浙徐氏府中，初为其塾师。随后还旧白驹场，隐居不出，感时政衰败，提笔写作《水浒传》寄托余愿，又与徒弟罗贯中撰《三国志演义》《三遂平妖传》等书。
后来，为避明朝征召，施耐庵潜居淮安，写完《水浒传》后没过几年因病而逝，享年75岁。
施耐庵殁后数十年，其孙子施文昱家道炽盛。明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说《水浒传》“此书为‘钱塘施耐庵的本’。”
在各种有关施耐庵籍贯的说法中，都提到了一个地名“白驹场”，认定施耐庵曾在这里长期生活过。
查阅史料可知，白驹场是古代两淮盐场之一，是张士诚的故乡。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在白驹场一带，张士诚率领“十八条扁担”造反抗元。
据说，张士诚起兵后，景慕施耐庵的文韬武略，再三邀请他为军中幕僚。施耐庵抱着“经世济民”的理想欣然前往，为张士诚献了许多攻城夺地的计策。
有学者认为，施耐庵创作的不朽名著《水浒传》，其题材与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有关，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多是元末起义军将领们的化身。
现今白驹镇境内，建有施耐庵纪念馆。此地旧名花家垛，传为施耐庵当年著书之所。此地清流环抱，荻港萧萧，沙鸟低翔，渔舟缓唱，芦苇茂密，有着浓郁的《水浒传》里的水泊山寨景象。
施耐庵所写的水浒故事，因其情节生动，人物栩栩如生，描绘的事件来龙去脉既形象又贴切自然，令后人读起来如饮甘泉，十分解渴。
人们在佩服施耐庵笔端功力的同时，也疑惑诸如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以及那些武打搏击和十八般兵器的使用等生活体验，都是作者从何得来的？
据多个史料介绍，施耐庵虽是中举文人却通晓武功。在著书时，他既有生活积累，又十分善于观察社会，注意从生活细微情节引申发挥。再加上他本身会武功、懂兵法、卜易、中医、相面，所以笔下的一招一式都不是随意杜撰。
据说，施耐庵《水浒传》中的许多地名，就取之于他隐居的苏杭祝塘镇附近。如“三打祝家庄”是全书中的经典章回，其实这祝家庄原型就是祝塘镇。
小说中的“武松景阳岗打虎”故事，精彩纷呈、名扬后世。据说，当时施耐庵是偶然到大宅里村后的后阳岗散步，见有条黄狗睡在松树下，一个名叫武阿二的庄丁把黄狗打醒惹怒，黄狗凶猛反扑，人狗相搏许久，直到狗被武阿二打趴下才罢休。
施耐庵灵感顿生，回到住处便以此为原型进行创作，把后阳岗改作景阳岗，黄狗变成吊睛白额大虫（老虎），武阿二则成了武松。
但为了把打虎情节写得惊心动魄，施耐庵曾多次到深山中寻访打虎猎户，听他们讲述老虎的习性，讲人虎搏斗时，老虎的动作、吼叫，眼睛露出凶光等情形。还曾入山藏身大树上，亲自观察远处老虎下山追捕狍子野鹿的矫捷身影，都一一记在心里。
传说，他在动笔写武松打虎一节时，自己一会趴地上模仿老虎，一会站起来模仿武松，然后再下笔写，让人读时如临其境、生动逼真、心跳不止。
比较鲜为人知的是，施耐庵还是一位医术高明的良医。
一则轶闻说：施耐庵居住在江苏兴化城里时，附近有一病人叫顾斐，患病数月，面黄肌瘦，神情恍惚，整日口中不断念叨着“五月艳阳天···”。经多名郎中诊治，都认为病人脉搏微弱，舌苔焦红，系肝火太旺之故，均开了去火之方。然而顾斐服用后，病情非但不见减轻，反而日甚一日。
施耐庵决定出手相救，但如此怪病，也令他大惑不解。一日，他坐在顾斐的床前，仔细地观察病情和神态变化。当病人自言自语“五月艳阳天”时，他便立即对上了一句“三春芳草地”。
奇迹在瞬间出现了。病人这时精神开始兴奋，喜形于色，口中又吟出一句“丁香花百头，千头，万头”。施耐庵又对了一句“冷水酒一滴，二滴，三滴”。这时，病人的病容荡然无存，掀开被子下床，郑重地给施耐庵施一礼后说道：“山石岩前古木枯，此木即柴”。施耐庵稍一思索，即时对上了“白水泉中月日明，三日是晶。”至此，病人便彻底痊愈了。
原来，这个名叫顾斐患的病人患的是相思病。他爱慕的一位姑娘是位才女，但姑娘提出要求，必须对上三个对联后，才会答应与他成婚。
顾斐冥思苦想，越急越难以对上佳联，因而病倒卧床。多名郎中虽然能诊察出其是肝火上升，但为何引起肝火却未作思考，结果都无法从根本上医治此症。
而施耐庵通过细心观察，发现顾斐得的是心病，于是对症施治。他以渊博的文学知识和精湛的医术，及时拯救了这位久治不愈的相思病患者。
这也诠释了《水浒》书中的神医安道全，为何被施耐庵写得那么神乎其神，原来他本人就懂医术。
在苏州城外灵岩山上，住着一户外地逃荒来的农夫，以种植经营茶园糊口。一日，本地一个恶霸路过，强夺茶园，毒打农夫，还把农夫赶下了山。
施耐庵来苏州不久，得知此事，决心打抱不平。他带这个农夫到衙门告状。该恶霸慑于施耐庵的名气，极不情愿地将茶园还给了农夫。但也对施耐庵恨之入骨。
事后，这恶霸打听到施耐庵的住处后，花银子雇了4个会武术的恶棍，企图暗算施耐庵。
这天，4个恶棍围截了正独自上路的施耐庵。恶棍见他赤手空拳，便一哄而上。其中一个黑脸大汉，手举铁棍，恶狠狠朝施耐庵的头顶砸来。施耐庵侧身摆头，一个“顺风扯旗”，让过了击打，双手就势抓住了铁棍，同时飞起右脚，踢在黑大汉的小肚子上，那家伙嚎叫一声滚出一丈多远。
这时，其他3个恶棍一齐冲了上来，欲将施耐庵置于死地。施耐庵毫无惧色，将夺到手里的铁棍左拨右点，舞动生风，众恶棍根本招架不了。
最后，施耐庵一扬手，以铁棍阻拦了他们的退路。4个恶棍无一能够脱逃，只好跪地哭叫“施大人，棍下饶命”。施耐庵见他们俯首求饶，便也罢手，大声喝道“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人，不服气可以再来。”
恶棍回去向恶霸如实禀报，恶霸听后也心中惧怕，从此再也不敢在乡里寻衅。
有一年元宵节，施耐庵上街观花灯。忽然看见一个恶少在街尾侮辱一名女子。他怒火顿起，上前用右手将那恶少抓起，然后像摔死狗似的将他惯在地上。恶少吓得连连磕头求饶，施耐庵也就饶了他。
谁知第二天，那恶少纠集了七八个无赖前来报复。施耐庵决定让他们见识一下自己的武术功底。
他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绳子，让无赖们拴住他的双腿，然后叫他们用力拉。
无赖们以为有机可乘，一心要把他拉倒报仇。尽管他们一个个累得脸红气喘，施耐庵的双脚却像生了根般纹丝不动。
接着，施耐庵又取出铁棒，一记“乌龙摆尾”，发力将身旁的一棵碗口粗杨树“咔嚓”一声打断。无赖们见他功力如此厉害，才知道是遇上了武功高手。终于一个个叩头认输。
后来，施耐庵在创作《水浒传》时，特意将上述情景都写进了书中，成为鲁智深在大相国寺降伏众泼皮，倒拔垂杨柳的精彩章回。
相传施耐庵在隐居教书书时，还经常让学生画画。他要求严格，每次只教画一幅人物画，直到学生画好后，再教另外一幅。他前后教学生画了108幅。
而这些画，张张面孔不一样，个个举止不同，神态各异。他刻画的这108个人物形象，据说就是《水浒传》里的一百单八将将。
施耐庵因为熟读兵法，还当过起义军军师，所以在《水浒传》中记叙歌颂宋江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表明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搏杀，还常常依靠智慧。《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证。
毛主席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交战的胜利。
《水浒传》中有关战争大场面的描写，完全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
清代刘銮的《五石瓠》记述：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施耐庵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却也能看出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兄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就是体现争取平等自由的愿望。
《水浒传》一书问世数百年来，有关施耐庵仇视女性形象这一说法也被议论不休。
大多《水浒传》读者对此也会深有体会。《水浒传》虽然被称作“写男人的书”，但其中并不乏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不仅水浒一百零八将中有三名女性，全书被点道的女性共有七十八名之多。
《水浒》书中的女性，大致被施耐庵分为几个类型。其一是极不守妇道的。代表人物有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娇秀、白秀英、狄太公女儿、卢俊义夫人贾氏等；其二是长舌妇之类的。代表人物有王干娘、李大娘、刘高老婆、阎婆等；其三是女汉子类的。如扈三娘、顾大嫂、琼英、孙二娘、段三娘等；第四是无辜受害的弱女子。如金翠莲、刘太公女儿、林冲夫人、王义之女、瓦罐寺妇人等等。
从施耐庵的生平背景来看，他生逢乱世，在元末动乱、以武力为主的年代，女性地位当然显得更加卑微，再加上中国封建社会女性地位原本比较低下，这一偏见，难免不会在他的反映社会现状的小说中显露出来。
施耐庵硬是要把他笔下一些女人推向断头台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突出梁山的英雄好汉的嫉恶如仇，同时也在情节上推动了水浒故事发展的需要。
按照施耐庵的逻辑，正是杀了阎婆惜这个风流少妇，宋江才能得以浪迹江湖，汇集天下好汉；武松杀了淫荡的潘金莲，才能名正言顺地刺配孟州，再展打虎英雄之威；杨雄、石秀、卢俊义和燕青杀了出轨的潘巧云和贾氏，才能抛家弃舍，投奔梁山。
可能在施耐庵看来，英雄与美女是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儿女情长，势必英雄气短。女人成了考验英雄好汉的试金石。
然而令施耐庵没有想到的是，他如此描写一些梁山英雄的残暴，反而大大削弱他们头上的英雄好汉光环。
毕竟施耐庵生活于六百多年前的元末明初，我们可以赏析他的文学巨著，却不能去改变他的思想主张和政治立场。只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多去感谢他为人类历史文化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