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欧洲文明的摇篮”希腊相比，雅典的知名度似乎稍有逊色。但人们不知道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摇篮”背后还有“摇篮”，希腊文明的摇篮则是雅典。雅典原本也只是一个小城邦，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经过历时上的数次改革，它才变成一个国家，其成功与雅典辉煌的民主政治改革紧密相关。本文侧重于介绍雅典民主政治改革的历程。
当雅典还是个小城邦时，其末期的社会矛盾就已经十分尖锐了。原本大贵族呼风唤雨、专横残暴，于情于理都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甚至对社会发展起到一定阻碍作用。于是，社会新阶层对此很不满，决心为被剥削的普通人民打抱不平。他们代表了一股新势力，到处抵制贵族统治。要知道旧时贵族的恶劣行径令人发指，他们利用手中的一切职权“造福”自己，对自己有威胁的贵族就予以铲除，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都被贵族当做商品。很多民众都被贵族以没由来的罪名被强加剥夺了资产，负债累累。或成为付不起债的、把自己作为抵押的下层奴隶，或被贬为苦不堪言的阶下囚。
终于，在公元前六世纪初，时任执政官梭伦站了出来，为民众发声。他励精图治，推行改革。改革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方面，把公民的等级划分标准改为财产的多少，财产多则等级高，等级高则权利大。这项改革对新兴工商业者来说绝对是天大的好消息，他们再也不用被冠上“钱多权少”的帽子了。新兴工业者摇身一变，变成了手握大权的“地主”，旧氏族贵族吃了瘪，不敢再有大举动。第二方面，为了反映社会民情，把公民大会作为最高的权力机关，不设等级限制，无论是地位平常的低等级公民，还是地位高高在上的高等级公民都能参加公民大会。
第三方面，建立公民陪审法庭，一改以往贵族动动嘴、就能掌握生杀大权的陋制，使审理案件的法庭之上允许公民参与，进行公民陪审。第四方面，废除债奴制，使在债奴制下被冤枉入狱的公民能够重见光明。梭伦的这些民主政治制度一定程度限制了贵族权力，即使是有世代沿袭的贵族制度，也难以阻挡改革的潮流。公民的民主权利有了保障，增强了城堡的凝聚力，稳定民心。
梭伦的政治改革主张可以简单概括为“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而强化中等阶层”。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极力推崇梭伦的政治改革，是梭伦的“铁杆粉丝”。亚里士多德在之后的著作《政治论》里，梭伦这样的政治观点构成了的一个主体思想。
大思想家恩格斯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到，梭伦改革之后，雅典“旧时残酷剥削自己同胞的办法，已经已经弃而不用，如今主要是剥削奴隶和雅典以外的买主了”，很显然在梭伦改革之后废除债奴制，旧时贵族只能把手脚伸到除了公民之外的可怜奴隶和初来乍到的外地人身上。
在公元前六世纪末，执政官克里斯提尼接起了前辈梭伦改革的大任，继续进行改革。他建设性地建立了十个地区部落，每个部落为一个单位进行选举。而且继续扩大公民大会的权力。这次改革为雅典民主政治推波助澜，公民参政出现史无前例的盛况。雅典民主政治确立起来了。
并且在克里斯提尼执政期间实行的“陶片放逐法”取得显著效果，小小铜片具有法律效应，每枚铜片相当于一张选票。一旦在每年的公民大会上写下自己认为有害的人，这个人就被众人排外。被写下名字的陶片投进陶缸中，如果最终统计所得某人的名字出现超过6000次，就表示大多数人都同意驱逐他出境，这一驱逐就是十年的光阴。因此坏人无论多嚣张，都要谨慎，收买也好，讨好也好，都要以民为主。这样的民主方法也不失为一计良策。
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其优越的地理环境也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对海洋的控制，整个雅典就会成为一盘散沙、难以调动。雅典位于地中海沿岸，海上航行便利。地中海海岸线曲折，多优良港湾，不但使沿岸的雅典有充足的海洋资源，而且使雅典的军事力量偏向于耐水性。雅典海军在当时威震四方，雅典海军的势力散布在爱琴海周围。海权把武装力量化作动能，驱使着原本黯淡无光的雅典在世界舞台上璀璨夺目。之后的岁月长河中，经过伯利克里等人的改革，雅典由此进入和平发展时期。
雅典民主政治的中心是“民”。它之所以取得了如此辉煌，这与它成功得民心的政治是离不开的。雅典民主政治主要有五大特点。第一是人民主权，第二是法律至上，第三是公民内部平等，第四是轮番而治，第五是直接民主。
首先，人民主权这一大特点就可以表现出统治者的慷慨。这样“让权与民”的统治者是十分明智的，他明白人民是靠山，群众是基础。让人民主持政务可以稳定民心，上下一心。其次法律至上也是极为正确的，一个国家倘若没了法律将混乱不堪。即使社会上有再多的好人，缺少治理坏人的法律，将使这类社会蛀虫越来越猖獗。第三公民内部平等是公民内心中苦苦最求的一种理想层面，倘若社会公民仍然像旧时贵族统治下分成三六九等，那改革就失去了精髓。不平等会使公民仍然处于一种无形的压迫当中，人民仍然苦不堪言。
雅典民主政治其演变的历程总体来说较为顺利，它使这个伟大国家成为神话，在史册里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以及衍生的一切物质精神财富都流传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