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之初，颁布法令都是满汉文合璧，也有的专用满文，后来逐步地改变。据清代文献记载，“国初，刑部谳狱，录供不用汉文”，而专用满文，这显然不便汉族官员参与刑狱审理。康熙年间，尚书王掞指出：“供词非汉语，汉官无由知曲直，随声画诺，便成虚设。于是始命录供兼清、汉稿。至乾隆间，载满字稿。”
理藩院是清政府专门设置处理蒙古等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规定不用汉人，专由满、蒙人担任高级官吏，“案册向用满、蒙文，无汉字”。但到康熙二十八年（1689）时，“从马齐请，兼用汉字”。
此外，清朝皇帝将其批示的重要机密文件，由军机处通过“廷寄”的方式发往外地满人督抚大臣，“乾隆以前，廷寄清文多，故满章京事繁”。后来多改用汉文，满章京遂成虚设。
语言比文字应用更多。因而清政府在康熙十年（1671）就取消了专事翻译的通事一职。康熙谕令兵部：“今各满洲官员既谙汉语，嗣后内而部院，外而各省将军衙门通事，悉罢之。”通事的取消，正是满族人平时努力学习汉语的结果。雍正皇帝曾说：“满洲旧制最重学习清语，近见挑之侍卫护军等，弃其应习之清语，反以汉语互相戏谑。在清宫中他们尚且如此练习讲汉语，其在平时就可以想见了。到了乾隆朝，满族人讲汉语已成大势所趋，不仅一般人民讲满语少，连皇室成员也是如此。以致出现“上（乾隆帝）尝召见宗室，公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的情形。
在满族特有的一些习俗中，汉语也代替了满语。如在满族人的婚姻习俗中，纳采时“所有道答，旧制俱有清语，概不用汉话，近因满洲妇女多不谙清语者，俱用汉话亦可”。再如满族人信奉萨满教，重视祭神，由专门充当萨满的人读祝词，祝词最初是用满语读的，乾隆后也改成汉语了。到了鸦片战争以前，已经很少有人讲求满语了。
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道光皇帝亲自出题考试满、蒙侍郎以下、五品以上官员的满文水平，结果是“其宿学之人，尚能翻译者不过十之三四。竟有不识清书己名，持以问人者。实不能落笔，以白卷书汉字衔名而进，上亦无如何也”。道光皇帝曾接见一个名叫萨龄阿的满族官员，按照规定接见完毕必须用满语谢恩，这个萨龄阿“迨问及眼前清语亦茫然不知，且奏称自幼并未学习”。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入关之初，满族人民还在普遍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康熙年间，是满、汉语言文字并用的时期。乾隆年间，则是汉族语言文字占绝对优势、对满族语言文字取而代之的年代。到了鸦片战争前夕，关内的满族人已经基本上放弃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