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的极端重视和大规模的多样运用，在康、雍、乾三朝是超越过去任何时代的。因为满族本身没有文化，对拥有高度文化的被征服民族，企图用八旗武力镇压民气，事实上证明成绩有限了；企图用程朱道学昏塞民心，事实上又证明收效甚微了，补救八旗武力的逐步朽腐，不得不逐步加强对汉族文化的摧残，代替程朱理学的虚伪寡用，不得不出力奖励考据学派(古文学派，或称西汉学派，或称朴学)的发达。
弘历利用考据学作闭塞思想工具，承认考据学派统治文化界，乾嘉两朝，专家繁多，训诂名物而外，别无思想可言，文化政策，确收颇大的成功，虽然含有思想革命意义的今文学派，当古文学派极盛时代，开始自立旗帜，与古文学派对立，可是撼摇封建制度的作用，却在鸦片战争以后，才表现出来。
一、康熙时代
满洲入关，竭力收买汉族士大夫，对一般读书人，采取宽大态度，福临时常宣称“明臣不想念明朝，一定不是忠臣”，这不仅给降官们遮盖羞耻，而且在忠臣名义下，可以招诱许多新的降官，康熙初年，满洲统治已渐巩固，凶残面目，也就暴露出来。
归安(浙江吴兴县)富人庄廷钱撰《明史》，中多指斥清人语，革职归安县知县吴之荣谋起复官职，康熙二年，之荣到刑部告发，其时廷鑨已死，清朝令剖棺戮尸，廷鑨弟廷钺及作序人、参校人、买书人、卖书人、刻字人、地方官(只有将军松魁一人免死)一律处斩，家属男子十六岁以上同死，妻女发极边作奴，先后凡杀70余人。
这一次惨杀，当是辅政大臣鳌拜等所为(玄烨仅九岁)，玄烨亲政以后，知道残杀的功效，不如诱骗那样大，因此创立了不少文化上的怀柔政策，玄烨为了提高自己的智力，学习历代地主的统治经验，求学非常勤勉，五岁读书，到老不休，上自天象、地理、历算、诗文、音乐、法律、战术、下至骑射、书法、医药、蒙古、西域、拉丁文书字母，无不精熟，他是统治者中从古少见的博学者，掌握了丰富的统治法术，足够取得群臣们的敬服。
他的文化政策是：优礼文士—康熙十七年，借修《明史》为名，举行博学弘儒科，取录五十名，各授翰林院官职，二十一年，召内阁翰林等文官93名，入乾清宫饮酒赋诗，又令诸臣陪游钓鱼，诸臣认为稀有的荣幸，玄烨五十岁生辰，不许臣下献珍物，下谕道：“朕专好文学，诸臣能献诗文，朕当收受阅览。”他这样优礼文士，主要是做给全国文士看，诱令专心学习八股和诗文。
提倡理学—玄烨自称八岁就爱读《大学》《中庸》，一字不肯放过，竭力推崇朱熹，认为儒学的正宗，令李光地等编篡《性理精义》、《朱子大全》等书，颁布全国，企图用理学消灭反满思想，当时程朱派理学家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人都大受宠幸。
玄烨的怀柔政策，并不能掩蔽他的残酷性，康熙五十年，发觉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南山集》记载明末桂王由榔事，刑部奏上判决文：戴名世凌迟处死，方孝标(著《滇黔纪闻》，戴名世采入《南山集》)开棺锉尸，戴、方两族男女及作序印刻人，处死刑流刑凡数百人，玄烨假意表示宽大，改判戴名世从宽处斩，免凌迟，方氏族人发黑龙江充军。
胤禛时旗人生活益趋腐化，绿营成为维护政权的实际力量，满汉华夷这类名词，更使满洲统治者心惊魄动，掩耳不愿闻，文字狱也就连年发生了。
汪景祺狱—雍正三年，景祺作西征随笔，中有讥刺玄烨诗，又作功臣不可为论，同情年羹尧(辽宁北镇县人，立战功，遭胤禛忌灭族)的功高冤死。胤禛认为大逆不道，判处死刑，亲属发黑龙江充军，徐骏狱—八年，翰林徐骏上奏章误写陛下为陛(狱)下，又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句，胤禛认为讥刺满人不识字，大怒，斩徐骏，某次胤禛微服游书市翻阅书籍，微风吹来，书叶上下翻飘不止，一士人忽吟“清风不识字，何得乱翻书”诗句，胤禛怒，杀士人。
以上都是较小的文字狱，死的人虽然冤苦，牵连却还不大，独雍正七年吕留良、曾静一狱，政治意义特别重大，杀戮也特别残酷。
程朱派理学家浙江人吕留良，康熙时被荐应博学弘儒科，留良誓死拒绝，薙发为僧，著书阐述攘夷大义，不遗余力，康熙二十二年留良死，湖南人曾静读留良书(留良利用八股文评语作宣传)，遣弟子张熙至浙访求全书，自此曾静与留良弟子严鸿逵、沈在宽深相结纳，当时川陕总督岳钟琪多立战功，号称名将，曾静写信使张熙往见岳钟琪，陈说华夷区别不可不严，岳飞(钟琪的祖先)被金人(清金同属女真族)害死，子孙应报世仇，劝岳钟琪举兵反满，钟琪召集巡抚西琳、臬司硕色(满人)会审张熙，熙抵死不供。
后来钟琪假称愿意起事，立誓表示诚意，张熙才说出主谋人曾静，胤禛得钟琪奏报，大惊，急捅曾静与留良家族、学徒，至京严讯，胤禛发现反满学说的广泛和深入，想出一种巧妙的处置法，对吕留良采厉严态度，剖吕留良、吕葆中(留良子)、严鸿逵棺戮尸枭示，灭吕氏、严氏、沈氏(沈在宽)全族，斩尊信吕氏学说的黄补庵、车鼎丰等若干人，发宁古塔作奴的23家。
对曾静、张熙采宽大态度，替曾静假造悔罪书，编辑曾静的口供“归仁说”(悔罪书)和胤禛迭次颁布的上谕(驳吕留良学说并竭力说明天下一统，满汉一家，不得妄分中外华夷的道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发给全国学校阅览，曾静、张熙免罪释放，胤禛这种严惩首谋，劝诱悔过的方法，并不见实效，弘历登位，收回《大义觉迷录》，作为禁书，曾静及徒属仍处死刑。
乾隆是清朝武功全盛时代，造成所谓十全武功的兵力，主要依靠汉族的绿营，如果反满思想渗入绿营将士，满洲统治就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弘历对文化政策的重视，远超玄烨、胤禛两代。
文字狱—弘历吹求文字过失，愈益苛细，如胡中藻督学广西，试题有“乾三爻不象龙说”，弘历指为讥乾隆不像皇帝，中藻凌迟处死，满人鄂昌(鄂尔泰子)作诗，称蒙古为胡儿，弘历指为沾染汉人习气，勒令自杀。
彭家屏家藏明末野史数种，段昌绪圈点吴三桂叛清檄文，并处死刑，齐赤若私刻吕留良遗书，事发寸碟死，徐述夔作诗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句，弘历指为壶儿即胡儿，剖述夔父子棺戮尸，沈德潜作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剖棺锉尸，全祖望作文有“为我讨贼清乾坤”句，贼字放在清字上，下狱治罪，幸得大学士某解释免死。
诸如此类，多不胜举，说明满洲统治者对汉人民族思想的恐怖，纂修书籍——弘历招集文士经生，大规模纂修各种书籍，如《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可是这些官书，多数无人过问，胤禛令各省布政司刊刻木版，准士子呈请刷印，请印的却寥寥极少，弘历改令招募商人，任令印卖，以广流传，除《康熙字典》、《通鉴辑览》、《医宗金鉴》一类常用书外，许多书仍是少人过问。
禁毁书籍——弘历严令地方官吏借购求遗书名义，广搜有关忌讳的野史诗文集，悉数销毁(刊版)查禁，自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七年，据兵部奏报，共毁书24次，538种，13862部。弘历还不放心，五十七年，仍严谕遵行，尤着重搜查江西、江苏、浙江等省民间藏书，认为督抚视作等闲事，所以不能禁绝，诸臣怕得罪，连不关重要的书也随意焚毁。
《四库全书》——乾隆时代考据学派已达全盛的境界，朝廷从来崇尚的理学，渐次失去收服人心的效用，所谓考据学派自然有它学术上的贡献，但脱离现实社会极远，专力论证上古三代的训诂名物，在文字狱盛行时代，确是士大夫明哲保身，避嫌免祸的良法。
弘历利用这种学术界新潮流，索性设立四库(经史子集)全书馆，收罗海内著名考据专家，如纪昀、陆锡熊、庄存与、任大椿、邵晋涵、周永年、戴震、朱筠、翁方纲、金榜、王念孙等人，参与校纂，纪昀(总纂官)、戴震(编校经部)、邵晋涵(编校史部)出力尤多。
《四库全书》编成后，储藏文渊阁(宫中文华殿后)、文源阁(圆明园)、文津阁(热河行宫)、文溯阁(辽宁沈阳)四处，又在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各藏一部，供士人阅览誊录，江浙是文化发达的地方，也是反满思想浓厚的地方，弘历特立江浙三阁，并谕地方官吏订立阅览章程，奖励领出抄录，广为流传，弘历本意在提倡考据学(供给大量考据材料)，无意中却创立了公共图书馆制度。
弘历自述修四库宗旨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大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都)于是乎系(依靠)。”为了适合这个宗旨，第一，审查明末遗书，凡不利满洲统治的一律焚毁；第二，全书中有一部分违碍满洲的，删去数卷或数篇或改定字句；第三，古书中如南宋人斥金，明初人斥元，或删去或改定；第四，凡有碍“世道人心”的诗文，不得列入“四库”；第五，改古书中忌讳字如夷字改彝字，狄字改敌字，虏字改卤字(弘历特谕令不必改字，免得夷狄虏等字义更明显)。
弘历编《四库全书》，指示任事诸臣，备极周详，迭次颁谕说明编纂方法，凡有关君臣名分，华夷大义处，一字一句也不放过，像他那样精力卓绝，思虑细密，确是文化史上罕有的苦心人，同时反而也显示汉族民族意识的强固，无法可以消灭，用各样方法，迫令读书人不谈国事，这是清朝文化政策的一贯精神。
清朝政策在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其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整体上看，清朝政策具有保守性、统治性、多元性等特点。在保守性方面，清朝政府坚持传统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强调家族、宗族、等级等社会关系，限制知识分子的活动和言论自由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