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说到文艺思潮的时候，我们可能首先想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通常是指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欧洲文学艺术中取代浪漫主义而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主要文艺思潮和运动，它属于纯文学的一种写作手法。什么是纯文学？就是把作品中的道德谎言、商业谎言等去除干净。因此，现实主义最基本的就是要去尽谎言，客观地呈现现实生活、人性特征等。
可是，有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文学作品，读来会让人不舒服。
比如，有一篇“志愿文学”说一个孙姓志愿者为了到贵州支教，“好几万的年薪都不要了，公司非留她不可，她说去去就来，谁知许诺的三个月，到现在都三十多个月了还没回公司。”老总大哭一场。男朋友吹了，也无所谓。读到这里，我一点也没有感动，反而笑了。这个志愿者支教的地方叫大方，我也去过。
我当时是去采访感动中国的志愿者徐本禹。这篇“志愿文学”里也说了，“一个叫徐本禹的山东青年，因为在大方县支教，成为2004年‘感动中国’人物，后来很多到大方支教的青年，就是因为崇拜他而追随他足迹的。”但她似乎不是，她甚至以为徐本禹叫许本禹。这段描述我信。虽然我当年是因为被徐本禹的事迹召唤去采访志愿者的。这是外因，但是其实内因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么多年来也从没有提起过。因为，没有一定要提及的场合和必要。但是，它是真实的。
那就是，我失恋了，我和男朋友吹了。但是我不能像孙志愿者一样无所谓。我觉得凡是拥有正常感情的人，对一段情感的结束，都不能“毫不足惜”吧？不管这段感情最终是多么糟糕。因为这不真实。2004年我结束了长达7年的初恋，尽管最终一定是因为不适合而无法继续，但是我很痛惜。其实，结束一段感情，痛惜的也许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一段青春、一段时光、一段美好。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无所谓。失恋以后的日子，就像头顶遮了一块幕布，眼前拉下了一张黑帘。我从心里，不再相信爱情，也不再相信生活。青春已近正午正慢慢滑向天边，爱情如雨后彩虹转眼已逝。我用所有力量和信仰，筑造的爱的小巢在一场风雨过后坍塌了，人生该何去何从？
这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徐本禹的故事。我发现，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儿，青春还有另一种绽放。于是我决定奔赴西部，发挥自己写作的特长，写下更多志愿者动人的故事。我相信越是贫瘠的土地越有更多希望的可能，在那里我一定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孤身一人到西部采访的内在原因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所以，孙志愿者的行为，我觉得不够真实，准确地说是创作得不够真实。
不回公司，老总大哭一场；许诺三个月回去上班，三十多个月都没有回去；和男朋友吹了，也毫不足惜。这一连串的描写，怎么都觉得不够真实。因为一个员工离职，老总会大哭一场？既然许诺三个月，三十多个月都不回去，不应该跟公司说清楚吗？
当然，我们不能对一个人吹毛求疵，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复杂的，有很多我们想像不到的复杂。所以，我其实谈的是创作。创作应该真实，应该符合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性自然的本质。如果创作者没有深度挖掘，只写了现象没有触及本质，或者只根据现象就轻易地推导出本质，这是另一种“虚构”，当然不是站在事实和真实上的虚构。现实主义不是不能虚构，恰恰相反，要把谎言去干净。表达上可以借用虚构等艺术手法，但那虚构不可以损害现实主义。
准确地说，很多文学作品让人感觉不够真实，是因为里面有谎言。一听谎言，我们往往会比较紧张。我们一定不是谎言的主动或者有意制造者，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挖掘现象背后的本质，隔靴搔痒、蜻蜓点水，就可能成为谎言制造者。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伸出胳膊往上够一够，最好跳起来够一够，迈开腿往前走一走，最好加上速度跑一跑。
说新闻有三力，观察力、发现力和表达力。记者或创作者有三力，脚力、眼力和脑力。“文生于情，情生于身之所历”。六力到位，笔力方能雄健。对于创作“志愿文学”的人来说，这更加重要。
挖掘真实，表现真实，真实是最有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