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空间中心的前门厅里，立着一尊铜像。铜像的主人名叫赵九章，他是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奠基人，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
他还是德国柏林大学动力气象、高空气象、动力海洋学博士。作为国民党元老的外甥，蒋经国的同学，他在抗战时期毅然选择回国，并辞去了戴季陶机要秘书之职，到西南联大任教。
为了搞科研，全家人穷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撤退到重庆的时候，全部家当用一辆马车就能装下。苦熬到新中国成立，终成我国气象学家、地理物理和空间物理的引路人。
作为一位罕见的“全能型科学家”，赵九章在1957年第一个倡议中国打造“人造卫星”。之后的八年间，多次写信说服相关领导与部门负责人。
为了国防安全与百姓民生，上级终于决定组织一个卫星研究班子，由他牵头负责。可是，正当赵九章为了打造“人造卫星”宵衣旰食、夜不能寐时，他却被卷入了一场不幸之中。
周总理为保护他，特地寄来了一份邀请函，请他在五一劳动节登上天安门城楼。没想到，信函却被人恶意扣留。赵九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含冤绝望自杀，时年61岁。
临终前，他让人将一块写满卫星演算方程式的黑板，送回了中科院。如今的中国，正努力搭建“北斗导航系统”，借以摆脱美国GPS定位卫星导航系统的监视，实现国防与民生的需求。
北斗导航系统截止2020年10月，已经拥有55颗人造卫星。而在这个系统以外，太空中还漂浮着几十颗气象卫星、通信卫星、海洋卫星和导航卫星。
饮水不忘掘井人。看着中国今天卫星事业的发达，国人不应该忘记赵九章，他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是他第一个发出制造卫星的倡议。他连续八年积极坚持与领导沟通，最后组织数以千计的科研人员，实施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赵九章1907年出生于河南开封，祖籍是浙江吴兴，家族世代行医。因为生日在重阳节，重阳为“双九”，所以父亲给他起名为“九章”。
九章是指古代帝王袍服上的九种图案，同时也是指著名的《九章算术》。冥冥之中仿佛是有天定，少年时代的赵九章本来酷爱文学，后来却转向理科，临终前还在进行卫星技术方程式演算。
除了地球物理学、空间物理学，赵九章生前也特别热爱古典诗词。他最喜欢背诵庾信的《哀江南赋》，以及辛弃疾那些充满爱国情怀的诗词文章。
后来，一腔爱国热忱的赵九章，受到新思潮的影响，毅然决定弃文学理，“科学救国”。赵九章十四岁时，家里出现经济困难，父亲把他送到一个交易所里面当学徒。
然而，迷上了物理学的他，趁着工余，用店里的灯光苦读。被老板娘捉了几次后，他用纸皮制作了一个灯罩，只留下一个小孔透光，晚上借着那一丝丝光线来读书。
后来又被店老板捉住了，老板最后撕烂了他的纸灯罩，罚他一个月不许吃晚饭。赵九章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又想出一个新办法：把书本全部裁成了小纸条塞在上衣的口袋里。
打工的时候，他一有空就抽出来看两眼。就这样，他用半年的时间，自学完成了中学物理课程，在1922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河南留学预科班。
因为赵九章一直与进步同学有联系，后来又遭到了军阀追捕。不得已在1925年逃回浙江吴兴的老家，投靠姑妈继续学业，两年后悄悄加入共青团。后来，他还一度因此被捕入狱。
1929年，赵九章考进清华大学，在叶企孙的指导下选择了气象专业，成了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的学生。1935年，赵九章和蒋经国一道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高空气象、动力气象和动力海洋学。
1938年，赵九章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正是国内全面抗战爆发的紧要关头。他回国后，先到舅舅戴季陶的身边担任机要秘书。后来在目睹国民党的黑暗与腐败后，他愤然辞职。又相继担任了西南联大教授、中央大学当教授，还担任过清华气象系主任。
他在德国发表的毕业论文，被竺可桢誉为建国以前，中国在气象方面最重要的成就。物理学家钱伟长则说，他是“真正把数学、物理学引入气象学的第一人”。
1944年，赵九章在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所主任时，工资还不够全家人吃饭。搬到重庆北碚的时候，他全部的家当，用一辆破马车一车就拉走了。
他的妻子穿着一条打了三十二个补丁的裤子，看得中央大学的校长吴有训直想哭。尽管如此艰难，赵九章却甘之如饴，并且从来没有少交过一次工会的会费。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研究所，是位于嘉陵江上的一个小岛。上面搭了十几间木板房，房外种了一点花花草草，有十几个工人。去的时间临近过年，赵九章特意买了红纸贴春联，在上面写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后来，就是在这一排木板房里，赵九章发展出了拥有上千成员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再后来又分成地球物理、空间物理和大气物理等很多个部门。
赵九章无论是在学生时代，还是在当教授做研究所工作时，从来不存在“下班”的概念。据他的老师叶企孙说，他一辈子都没逛过街。只有在那些特殊的日子里，才被人拉去逛了街。除睡眠外，醒着的时候，他会低头思考，阅读，或者在黑板前运算。
1948年，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了，所以就通知气象研究所撤去台湾。赵九章和老师竺可桢不同意。朱家骅拍电话催促他们快走，他就回电说：“八年抗日，颠沛流离，实不堪再动。”当时院里的人大多决定不走，赵九章更舍不得他的科研事业，同时也舍不得他的老师和学生们。
赵九章的学生叶笃正说：恩师桃李满天下，他是真正的儒家学者，继承了孔夫子“有教无类的思想”，不拘一格地培养人才。他培养出来的院士与科研工作者如今在中科院的，或者海外的，数量实在难以计算。
赵九章认为：攀登科学的高峰，并不是那几个人的特权。所以他会“爱才如命”，珍惜他的学生。无论学员出身富贵、贫贱，资质高低，他都一视同仁，而他们从来没见过他发脾气。
1951年的时候，赵九章还收了一批工人、司机和只有中学文化的弟子，把他们中一些人培养成了科学家。每一次，当他听到自己的学生取得成绩，或者是有机会可以将学生送出国留学时，他都满眼欣喜。
赵九章在科研工作中具有革新精神，对于他在国外学到的理论，从来不是照搬。他会利用自己的学识，把几门学科打通，或者把一门学科按照实用的方向去细分。他是一个全才型的科学家。在他的引导下，如今中国的气象数值预报和模拟，得到了飞跃式发展。
除了教学生，他自己一生都没有停止过求学。他不断地学习新知识，和学生一起去听课，去找专家请教。而不是像一些老教授那样，只顾着吃剩饭，还用自己的旧知识、旧经验来打压人。
学生在赵九章的手底下学习，感觉没有什么压力。因为老师更像是他的朋友，还在和他们一起求学。因此叶笃正在90岁高龄时，提起自己的恩师赵九章，依然泪光闪烁，感慨万端。另外，叶笃正也认为：赵老师的精神，是和当时他们西南联大的精神分不开的。
在抗日战争打得最为激烈的时候，重庆常常被轰炸。汪曾祺先生有一篇非常著名的散文，叫做《跑警报》，写的就是当时西南联大学生躲空袭的情形。
日本人的飞机来空袭，重庆方面会提前拉响警报，让市民找地方去躲，这个叫“跑警报”，联大的学生都习以为常了。有一批学生，每一次都是慢悠悠地跑出去，像课间休息一样出门散步。
更有奇葩的学生，会在跑警报的时候，抓紧时间熬银耳汤，或者在路上捡别人掉的金子。不过大多数正常的学生，只是听到警报时就找防空洞，轰炸时就趴下。
等炸完了，站起来拍拍灰，又捡起书本继续回去上学。老师和学生都是淡定的读书狂，这才是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后来解放了，科研的环境变得好起来了，赵九章工作起来就更加积极了。1951年，赵九章参与了中科院地震研究所的工作。
编制了地震烈度表，并提出“科学三化”方针。即科学要技术化、工程化和数理化。不能只凭感觉空口白牙。要用研究数据说话。尊重科学定理。
1953年，他在地球物理探矿研究室，一边教学生，一边教老师。1951年至1953年，他招了一批学历比较低的人员，其中周秀骥后来成了气象研究院院长。还有一个人成了地震局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个人成了地震仪器制造专家。
赵九章先生桃李满天下，他弟子中这样的人才也不胜枚举。因此我们如今很容易就能在期刊网上，找到大量文情并茂地回忆他的文章。
这些文章全是以第一人称，当事人的角度来缅怀他的，因为文章的作者全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弟子们每当提起自己的先生，谈得最多的就是关于“人造卫星”的往事。
那是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有许多科学家发出倡议，希望像美国与苏联这样的科技强国，能够争取在1957年发射出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用来纪念“国际地球物理年”。
后来美、苏两国相继启动了卫星发射研究计划。赵九章向国家提出，我们也可以研制人造卫星，并且提交了可行性研究报告。
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赵九章得到消息后异常兴奋。他马上找到科学家钱骥等人商量，并上书中科院和国务院，请求把研究人造卫星提上日程。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毛泽东同意了这个设想，并宣布“581工作组”成立。当时的组长是钱学森，赵九章是副组长。下设三个院，分别负责火箭、控制系统和空间探测的研究工作。
在前期作了大量的工作后，同一年，赵九章又率队去苏联取经，结果受到了冷遇。苏联人故意不让中国了解到他们的卫星技术，还派人全程对访问团进行监听、监视。
这一次访问，最后无功而返，打击了很多人的积极性。赵九章越想越气愤，发誓一定要把我们自己的人造卫星搞出来。由于国外技术封锁，中国完全得不到半点关于卫星的数据，只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这在当时难度太大了，有人打起了退堂鼓。可是赵九章认为，中国的航天科技要上去，必须先搞出人造卫星。只有造出了卫星，我们才能以宇宙为实验室，进行各种研究。
六十年代，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完全依靠我们自身的实力造卫星，简直像是空中楼阁。而且当时中国还在加紧研究导弹，对人造卫星的关注自然就不高了。
赵九章在那一段时间闲下来了，他也不出门，只是找出辛弃疾的诗集来慢慢地读。赵九章的女儿说，他当时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西江月·示儿曹以家事付之》，特别是最后那两句：乃翁依旧管些儿，管山管水管竹。
每一次他读到那里的时候就会对家人们说：快来看啊——管山，管水，管竹！真好！卫星搞不成了，突然成了光杆子司令。但是他还是可以管山管水管竹，那不是很好嘛。
到了1964年，一直心心念念“人造卫星”的赵九章，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打听到中国的火箭运载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已经有条件把卫星送上天了。于是马上联系到钱学森，谈了自己的看法。
当时钱学森负责导弹技术研究，忙不过来，就让他自己想办法多宣传一下卫星的好处。赵九章拉上了钱骥，两个人没日没夜地写报告，一共写了20多天，他想通过报告说服上级领导。
当时中国为了国家安全，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原子弹。现在原子弹造成功了，“东风二号”也造成功了。所以赵九章写报告对领导人说：造“人造卫星”不是小事情，而是事关国防与洲际导弹的大事情。
事实也确如他所言，有了卫星才能更快地发现敌情，并且洲际导弹有了卫星才能得到正确的导航。1964年12月，趁着人大召开的机会，赵九章找到周恩来，把自己的一封亲笔信递上。
这一次终于得到了重视，国防科工委的负责人很快接见了赵九章，和他谈了关于卫星的研究问题。到了第二年四月，国防科工委终于宣布正式启动研究计划。预计在1970至1971年，发射我国第一颗卫星。
上级把卫星本体制造的工作交给了中科院，就由赵九章本人负责。在那之后，赵九章主持了关于卫星研究计划的研讨会议，给卫星起名为“东方红一号”。
讨论通过了设计方案，还确定了它的技术指标与外观与大小。赵九章欣喜之余，连续工作了40多天不休息，组织人编写出15万字的材料。他没日没夜地参与研讨会，结果最后引发心绞痛，靠吃药强撑着。
“卫星设计院”成立了，他当了院长。一口气制订了500余项研究课题，组织大量人员，东奔西走，联系紫金山天文台与数算部门协助运算工作。哪里知道，正在他以为离梦想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一场无妄之灾突然降临到他的头上。
1968年的10月10号，赵九章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走之前，他还不忘把那一块写满卫星演算数据的黑板，托人送回了中科院。
在那之前，长达近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靠边站”的状态，“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好像突然与他无关了。刚开始，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管外面多吵闹，他只是安心做着他的演算，一整夜都不熄灯。
可是，他从此得不到关于卫星的任何消息。他屡屡向别人打听，我们的卫星什么时候可以发射，却问不到结果。后来他们觉得他很烦，所以连打听都不让他打听了。
他用德语给老友钱骥写信，结果石沉大海，他以为自己被朋友抛弃了。其实他不知道，钱骥的情况也和他差不多。
当时他仍然是卫星651设计院的院长，可是卫星的进展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所有的会议也都不让他参加。这一次比苏联人撤走的那一次，还要闲得多。
毕竟当时他还是可以自由活动，还可以读一下《辛稼轩集》，背一背《哀江南赋》。或者去给学生上课，或者去看一下老朋友。但是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
作为一个视工作如自己生命的人，除了吃饭睡觉，他一生超过90%的时间都在不断地阅读和演算。现在这样的情况，仿佛是生命停摆了，他感觉到了窒息。
他老师叶企孙在他去世后，曾撰写过长文回忆。提起赵九章，叶企孙满腔悲愤地写道，他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两位弟子之一，可是没想到他们都在英年遭遇不测，竟先我而离世！
叶企孙提到的另一个得意弟子，叫熊大缜，是清华大学的化学天才。三十年代末负责替我军制造地雷、手榴弹，是“地雷战”的开创者。结果遭人诬害惨死，死的时候才26岁。
熊大缜死后，赵九章就是叶企孙最看重的大弟子。叶企孙说：赵九章的家族是一个中医世家，后来家道中落，他的一生贫穷有过，危险也遇过。
但是由于他读书成绩好，后来一直当老师，当科研工作者，一直受人尊敬，从来没有被人侮辱过，可是这两年侮辱跟打击接踵而至。他能忍受得了侮辱，完全不能忍受无法工作。
“东方红1号”是他的孩子，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梦想。当时就这样直接切断了他与它的联系，并且不给任何理由。他承受不了，他突然感觉到世界空洞而可怕。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周恩来早就担心他会遇到不测。于是周恩来在1968年的5月以前，特地给他寄了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请他在五一劳动节去天安门城楼上参观。
他是一个那么重要的科学家，周恩来怕他出事，希望想让别人能看到这封函件，千万不要为难他。没想到这一封邀请函，竟然被别人暗藏了起来。
赵九章带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他的死讯传到了北京，当时已在病中的周恩来闻讯，泪洒当场。他立即停下手上的工作，派出工作组进行调查。然而当时的情况，根本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藏信的人。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他的家人、学生、恩师和中科院的同事，纷纷吟诵着这几句他生前最爱的诗，悲痛难言。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发射升空。可惜，赵九章已经看不到了。1999年9月，赵九章被追授“两弹一星元勋”。
2006年，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设立了“COSPAR赵九章奖”。2007年赵九章百年诞辰之际，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编号为7811的小行星，命名为“赵九章星”。
中科院空间研究所的前门厅，也立起了赵九章的铜像，号召后来人学习他为科学奉献一生的精神。赵九章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至今他的学生和中科院的同事们，还在不断地缅怀他。他的死亡对中国科学事业来说，是一场不可估量的损失。
“他的离去就像太阳一样，五十多年来无人敢直视他的光芒”。“他是学空间物理的，他知道太阳是怎样发光发热，来照亮别的行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