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
20世纪90年代初的文坛上，有“陕军东征”之说，领头的就是手举《白鹿原》的陈忠实。1998年的春天他又站在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关于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以及在《白鹿原》之前走过的二十年文学道路，读者们是有兴趣了解的。本期《白鹿原》的责编和终审之一的编辑何启治先生介绍他所熟悉的陈忠实，并推出陈忠实的自白性文章部分段落，一探作家的为人与为文之风。
自家销售与自购盗本
陈忠实
《白》书终于完稿了。那是农历1991年腊月末的一天下午，写完以鹿子霖死亡作最后结局的句子，我似乎没有激动，站也没站起来，依然坐在那只小竹凳上，把钢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我从小竹凳上欠起身撅起屁股移坐到挨着后腰的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可能为自己，也兼着为一个被我尽情诅咒嘲弄的生命的悲惨结束。一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的感觉，我说似乎从一个悠长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这是真实的，准备了两年，写作了四年，六年里，我与一个世纪前的白鹿原上的男女走过漫长的历史隧道，把他们从母腹中接生出来，再一个个送进坟墓——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白鹿原解放了，编造《白鹿原》故事的我也终于解放了。
白鹿原人四十余年前欢庆解放的方式是集会，放炮放铳子敲锣打鼓扭秧歌；我的庆祝方式便是尽快离开这间囚牢似的小书房，到灞河边上去舒展一下腰腿。我走出屋院下了塄坎到了河滩里。几年来，我无以数计有多少次沿着这条路走向灞河，今日往上游走，明日朝下游转，风雨霜雪，四季转换，都在我眼里一轮又一轮地变幻着，从来也没有这个冬天的傍晚的散步令人轻松舒悦。冬季枯水季节的灞河，沙滩尤为开阔，没有技能的那一类笨拙的农民只好靠下苦力挣钱，撑起一张铁丝编织的罗网，过滤建筑用的砂石出售给那些建筑单位。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打一声招呼，有的许是因为这种单调而费力的劳动太寂寞，故意对我说几句打诨的话。我无法告诉他们，我刚刚干完了一件活儿，那活儿颇类似这种过滤砂石的劳动，一串串从罗网上滚落下来的石子，恰如我写在稿纸上的一行行方块汉字。
我一直沿着河堤走出十华里，那儿是河堤的堤首工程，河水拐了一个大弯，直抵南岸的坡根，路就绝了。冬天依然有小巧的水鸟在沙滩上嬉戏。我转着走着，看夜幕一道一道笼罩下来。一天又尽了，无论如何在我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返回的路上，我总觉得无以抒发心中的那种解脱负累的愉快，在点着一支烟的同时也点着了脚下的茅草。河堤上长着绿毡似的茅草，干旱的冬季里见火即燃。河风从西边吹过来，欢跃的火焰就顺着河堤向东窜去，蔚为壮观，我在看着那忽起忽落忽高忽低的自由恣肆的火焰的时候，胸膛里终于鼓动起来了。
回到家中，我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把一只大灯泡挂到小院的一棵花树枝权上;打开了那只一直陪伴着我的小录音机，放开了秦腔名家的唱段，我开始为自己煮一碗面条。
总算结束了，无论成功与失败。成功的结束自然是我的期待，值得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失败的结束，也值得庆祝，因为毕竟是结束了。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完结了就该这么放一把野火听几段秦腔喝几盅西凤酒吃一碗面条了，自己为自己六年的行程的完结庆祝一回。
说不关心《白》的结果是虚伪的，是酸溜溜的清高。前头所说的那种心态是短暂的，是刚刚走出隧道刚刚卸下负累刚刚统上钢笔的感觉，短暂到只有半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担心这部书出版的可能性，以及出版以后的读者反应或根本出版不了，当如何过后半生的日子。
其实在接近写完的时候就已经想着这个结局了。妻子曾经问:“如果出版不了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说:“我来养鸡。”
如果不是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制约，而纯粹是出于文学本身的审视而不够资格出版，我就打算中止写作这种职业。我想我能办好一个养鸡场，即使最科学的养鸡技术学起来绝不会比写小说更复杂。我想我出售一筐一筐鸡蛋的感觉，肯定要比自己销售《四妹子》书籍更坦然更自信，起码不会陷入尴尬和羞愧。我已经挂上五十岁了，到这个年龄写出的小说还令出版社作难又赔钱，还得自个儿去推销，难道真要如范进一般迂腐到发疯吗?我想把文学只是当作一种爱好，当然也不是说一声丢开就可以丢开的，毕竟追求了大半生了。但得把位置调换一下，把专业写作重新摆到业余的位置上来，把养鸡摆到主业的首要位置。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母鸡下蛋的叫鸣声中，我可以继续欣赏艾特玛托夫、海明威、马尔克斯们的温柔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况且，也该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了，创作那一碗饭因为自身能力不济而吃不饱，该当找到可以吃饱的另一碗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鸡族里头偶有一种只会下软蛋的鸡，也许是缺钙，也许是这一只鸡自身的生理缺陷，生下的蛋没有硬壳，只有一层薄薄的软皮包着蛋黄蛋白。这种蛋无法上市，只能自家食用。我自销《四妹子》的最道不出口的感觉，就把自己归于类似于这种鸡的作家了。
我如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兄写了信，报告长篇已经写完，询问书稿是邮寄、我送还是他取？回信说将派人来取稿。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安，我在把那一摞装订整齐的手稿交给他们时，鼻腔有点发酸，涌到口边的一句话还是咽了回去。那句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想到这话可能有副作用，会使他们感到压力，也想到作品毕竟不是靠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时辰而判断优劣的。之后我便进入一种闲适的等待的日子。
按照惯例，长篇出版需经过三级审稿，这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单是阅读也需两个月。既然我的打算和主意已经确定，审阅结果只是决定我的两手准备中的一种，所以还可以说处之泰然。
意料不及的是，从交出稿件到收到高贤均先生的第一封表态的信，刚刚二十天。信里说到他和洪清波离开西安赴四川的火车上和在四川开会的闲暇里先后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晚便给我写了这封信。恕我略去高贤均信中关于《白》稿阅读评价的内容，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可以不去养鸡了，上帝！
《白》文分两期在《当代》连载。1992年年末的第六期刊出时，我到临近的一家邮电局去购买，售书的人说已经售完本期《当代》。这家邮局每期只定售十本，这期是卖得最快的。我赶到市中心的邮电大楼去，那里每期定售四十本的《当代》也已告罄。售书的人说，这期发了一篇《白鹿原》，卖得特快，而且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刊物。她拿出一页登记着预订者名字的纸条，问我要不要登记预订。我看了那纸条上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我认识的文学圈里的熟人，也几乎没有纯文学单位里的人。我大为欣慰《白》书将从此进人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四妹子》自销的尴尬和羞愧的阴影现在才开始被扫除被驱散。
此前，《白》文在《当代》面世前，我在《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田长山家里共同炮制一篇消息稿，即告诉尚关注我的长篇的朋友一个准确的消息。那篇书讯式的消息稿大约不足一百字，我们两人抠来敲去弄了一个小时，不要自吹亦不敢溢美，甚至连创作的艰难过程也索性不提，内容简介简单到无法概括的地步。最终就只是一则书讯，平实简约的书讯，目的就是告知《白》文发表和出版的时间。我唯一自己出马为自己张罗的就是这一则书讯，自信不属于过火的炒作和运筹。
《白》书面世后的评论恕我不提。
《白》书于1993年7月在西安首次发行销售，十日后盗版书就摆在书摊报亭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是与我一样估计不足，初版征订约一万五千册已经大为鼓舞，现在才手忙脚乱地加印，从1993年6月第一次印刷到11月连印七次，最终被各种盗本堵住了销售渠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的秋天，我到汉中参加陕西作协举办的“散文笔会”期间，汉中的朋友说市里某几位领导想要我的签名书。我在汉中的大街小巷转了半天，终于在一间私营小书店里找到仅存的两本《白》书，而且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分作上、下册的盗版本。我买了下来，就在空白处填写上了购买盗版本的自我调侃的话。此前我是坚决拒绝在盗版本上签名的，使许多读者朋友扫兴。随后我就开了此禁，盗版本照签不误。读者是无辜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总比自销《四妹子》心里要好受些。
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节选）
何启治
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
陈忠实从一个痴爱文学的青少年，到成长为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作家，走过了一条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1959年，他在西安市十八中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是一个柳青迷。当时柳青的《创业史》第一部还叫《稻季风波》，由《延河》杂志每期登载两章，他就每月准时到邮局去花两毛来钱买一本《延河》——这两毛来钱当时对他来说已经算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了。
年轻时的陈忠实对《创业史》的深爱之情超过了他当时读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原因就在于柳青对关中农村风光和农民生活的描写之真实超过了当时他能看到的一切写农村的文学作品。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谈不上更多文艺理论上的分析，主要是真实可信，柳青笔下的人物都能在他周围找到影子，这就够了。《创业史》在20世纪60年代初出版，到70年代初忠实先后买过七本，到“文革”上五七干校时，他背包里除了“毛选”就是一本《创业史》。但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总是读一本丢一本，被别人拿走了。
因为特别喜欢《创业史》和柳青的散文、特写，在他初期的创作中也就难免模仿、学习柳青。如70年代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和《高家兄弟》等，也就被认为是从语言到农村氛围的营造给人的艺术感觉都很像柳青。这在当时自然是一种肯定——虽然小说所表现的农村生活故事还离不开写阶级斗争的基调。可以说，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陈忠实的作品从语言习惯到艺术品位都还没有离开柳青的影响。
但是这种情况到了80年代中期便有了明显的变化。忠实说，他和柳青其实并没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直到70年代初(1972-1973年间)，陕西人民出版社开过一个工农兵作者座谈会，忠实作为业余作者与会，才第一次亲眼见到柳青。那时柳青刚刚在政治上得到解放，但健康状况不好，一边讲话一边用个喷雾器往嗓子里喷药，然后才能顺过气来说下去。他讲话容易激动，没有讲话稿，也不讲什么套话，但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他来开会就穿一身黑褂子，像老农一样朴实。
在柳青生前，忠实就在这种场合见过他一面。对于柳青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一代作家的形象是肯定的，忠实尤其尊敬他在“文革”这个畸形年代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到1996年柳青八十周年诞辰时，忠实以省作协的名义张罗重修了柳青墓，并郑重地在柳青墓前的祭词中，重申柳青对作家所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独到见解:“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忠实认为，柳青的“愚人”精神和应该把创作看作终生事业的见解对作家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意义。
然而，早期的学习和对柳青永远的尊敬是一回事，而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最终应该走自己的路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到了80年代的中期，忠实已经从更广泛的学习和自己的艺术实践中愈来愈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一旦自己能够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走自己的路。就艺术创作而言更应如此，必须尽早甩开所崇拜者那只无形的手，才能走好自己的路。
陈忠实并不缺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其实他自己就一直生活、工作在农民中间。
从1962年他高中毕业到1982年调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他就一直在农村。先当农村的中小学教师，后当基层干部，公社副书记兼副主任。一当就是十年，到1978年新时期开始才从公社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作为农村基层干部，除了人事组织工作，其他如大田生产、养猪种菜他统统都要管。关于农村的大政策、小政策他何止是知道而已，完全可以说是直接的执行贯彻者和参与者。1977年夏他还是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的总指挥，整整三个月坐镇在第一线，带领一千多人去实现把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蓄水、蓄肥田的任务。1978年上半年他还是总指挥，组织公社的人力在蒲河修筑八华里的河堤，它现在还发挥着挡水护田的作用。因而，对于六七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农村生活，陈忠实可以说不经意间就谙熟于心，对农村的各色人物由于经常厮混在一起，自然也和对自己的身边人乃至家里人那样熟悉。
然而，仅仅熟悉农村的生活和各色人物对创作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陈忠实虽然有没上成大学的缺憾，但新时期以来他没有放过可能得到的自学的机会，广泛阅读世界名著。阅读不但使他关注小说的艺术结构，而且认识到作家不仅要熟悉生活，感受生活，而且要把感受生活的能力提高到感受生命的程度，那创作就会得到一种升华。
总之，有了这种认识和感悟，有了写作《蓝袍先生》时对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人思考，还有生命本身发出的强大的蕴含欲望的张力，使忠实强烈地意识到，如果到他五十岁还不能完成一本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那以后的日子将难以想象怎么过。这是在1986年，在忠实刚交四十四岁时面对人生的重大课题。然后便有了两年的认真的思考和扎扎实实的准备，以及长达四年之久的坚忍不拔的努力，尔后才有史诗式的长篇巨制《白鹿原》的诞生。
《白鹿原》：撼人心魄的高峰
在1985年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陈忠实便开始了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深入思考。为了完成一部堪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的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为了完成这部曾经拟名为“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长篇小说，陈忠实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作了几方面的准备: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包括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搞社会调查；二是学习和了解中国近代史，阅读《近代史》《兴起和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中、外研究民族问题和心理学、美学的新著；三是艺术上的准备，认真选读了国内外各种流派的长篇小说的重要作品，以学习借鉴他人之长，包括研究长篇结构的方法。他特别重视的有中国当代作家的《活动变人形》(王蒙)、《古船》(张炜)，外国作家的作品则有《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马尔克斯)，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谢尔顿颇为畅销的长篇和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作了这些准备和思考之后，他认识到只有回到老家小屋那个远离尘嚣的环境里，才有望实现自己的宏愿。
陈忠实的老家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西蒋村。这是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小村落，全村不足百户人家。虽然由此到西安只有五十华里的路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僻静，最适合沉心静气地思索和精雕细刻地写作。村里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陡峭的原坡遮挡了电视信号，电视机在这里也只好当收音机用，只能听听新闻和音乐之类。但这离西安闹市不远的地方确实没有工业污染。只要灞河不断流，河水便清澈见底，河边、原坡上有树林，那里有狐狸、獾、雄鸡、呱啦鸡、猫头鹰等，真是一派田园风光。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是陈忠实从老太爷、爷爷和父亲手中流传下来的家园。在家园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有忠实亲手栽下的昂然挺立的法国梧桐。这本来只有食指粗的小树，在陈忠实决心动手写《白鹿原》的1988年的早春栽下，四年后它便长到和大人的胳膊一般粗，终于可以让它的主人享受到筛子般大小的一片绿荫了。它是陈忠实这几年来为了写成《白鹿原》所付出的艰辛、心血，乃至他所忍受的难耐的寂寞的见证。
1992年的3月间，我收到了忠实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情况，还说他很看重这部作品，也很看重《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态度，在我们表态之前，他不想把这部倾注了他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交给别的杂志社和出版社，希望我们尽快派人到西安去看稿。后来，《当代》杂志的洪清波和人文社当代文学一编室的负责人高贤均便受命到西安去取回厚厚的一摞《白鹿原》的手稿。按照三级审稿的规定，当时《当代》杂志有洪清波、常振家、朱盛昌和我按流水作业的办法看稿。负责出书的当代文学一编室则有刘会军、高贤均、李曙光参与其事。尽管对稿件有过一些具体的意见，但在总体上所有参与此事的同人都认识到这是我们多年企盼的一部大作品。由于它那惊人的真实感，厚重的历史感，典型的人物形象塑造和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使它在当代文学史上必然处在高峰的位置上。由此，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给它以最高的待遇，即在《当代》杂志连载，并由人文社出版单行本。1992年8月上旬，朱盛昌签署了在《当代》1992年第六期和1993年第一期连载《白鹿原》的终审意见；1993年1月18日，我作为书稿的终审人签署了这样的审读意见:“这是一部显示作者走向成熟的现实主义巨著。作品恢宏的规模，严谨的结构，深邃的思想，真实的力量和精细的人物刻画(白嘉轩等人可视为典型)，使它在当代小说林中成为大气(磅礴)的作品，有永久艺术魅力的作品。应作重点书处理。”《白鹿原》在1993年6月出书。
现在，他视同生命一般的皇皇巨著虽然受到过一些有相当道理的批评也受到一些误解，受到过某种有形、无形的压制，然而，《白鹿原》毕竟一出世便无可置疑地拥有了当代文坛多年罕见的震撼千千万万读者的轰动效应。它被誉为“一代奇书”，是“放之欧亚，虽巴尔扎克、斯坦达尔未肯轻让”(范曾语)的巨著，是“比之那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并不逊色”(梁亮语)的大作品。《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小说丛林中的一棵枝叶茂盛、葳蕤生辉的大树，确确实实是一座拔地而起的风光无限撼人心魄的高峰。完成了《白鹿原》这件重活儿、大活儿、绝活儿，陈忠实不但超越了自己，也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他的老师柳青。决不是忠实的学问比老师大，而是他有了超越老师、走自己的路的觉悟之后，做了坚忍不拔的几近十年的顽强奋斗(石家庄一位医生或护士在信中说:“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吗？");还因为时代不同了，忠实有了更多的参照，更少的束缚，有了比柳青更自由的创作环境。
陈忠实当之无愧地得到了许多荣誉，理所当然地享誉海内外。现在，他那颗沉重的心可以放宽松一些了，他有理由发出欣慰的笑声了，他脸上那深深的刀刻似的皱褶似乎也该舒展一些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