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谢门高到青楼林立，从六朝金粉到南宋隅安，从落魄晚明到悲情民国——南京，承载了我们多少情与欲?寄托了我们多少爱与恨?但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南京的记忆，总是习惯于放到一个个宏大的背景下，然后按照个人的喜好，把某些层面夸大变形，把另外一些层面隐藏起来。
同样用宏大的背景考量南京，《金陵十三钗》是一部想两头讨巧却又心不在焉的电影。
将妓女这个特殊行业的女子作为电影的主角，冠之以“钗”这样中性偏上的词语，是《金陵十三钗》最为讨巧的看点。这样做，既不得罪观众，又不得罪从事这个职业的专业工作者，还可以顺利通过片审，就像男主角约翰在给女学生解释为什么十三钗替代她们去日军庆功会会更好一点的原因时，很巧妙地说十三钗在对付男人上更专业。当这种既现实又不真实的的特点贯穿于电影之中，钗的言语、行为、爱恨就有了双重意义。
以死亡作为背景，把妓女正当化，浪漫化，甚至高尚化，使得浪漫主义和国仇家恨有了共同基础，这并非这部电影的独创，只要略略翻翻有关秦淮河的文学作品，那些在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的青楼女子，可谓数不胜数。
相对于语言类作品，电影的优势在于视觉的挑衅。但凡钗现身，银屏上就充满从语言到身体的挑逗。所以即便面对一座死城，那个从入殓师进化成为伪神父的男主角在钗们进入教堂后，除了寻找钱和美酒，还找到了一个更加可以不离开的理由。我甚至怀疑，即便所谓思想纯正，根基稳重，坐怀不乱的观众，也经不住一而再，再而三的诱惑，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沉沦下去，而不自禁地撕去伪装，期待和男主角一起享受片刻的快乐。
这种期待表现在玉墨的以身相许上，既可满足观众对于情色的期待，也可满足电影为苦难作证的期待。但这同时也是电影的矛盾所在——玉墨的风情万种，与书娟的临危不惧，被一起包裹在残存的教堂里，缺少足够时间交流的情况下，仓促之中决定以十二钗替换十二个女学生，这本是必然必须的结果，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问题在于，人性的本能是被宗教的洗礼唤醒的，还是被战争的残害催生的，抑或情色进化成为一种必要的破坏力量，一种反抗精神的弘扬?
作为铺陈，电影前三分之一部分并未急切地让钗们粉墨登场，而是以并列式的手法，一面是男主角穿过浓雾，奔跑，逃窜，假扮神父挺身而出阻止日军在教堂里的暴行而被打晕，一面是撤退中的国军残部与日军周旋，直到最后一人，同样是为阻止日军在教堂里的暴行而战死。
当观众还被秒杀在具有较强震撼力的特技镜头时，电影也立即终止正面抵抗，这显然让背负沉重历史感的观众不自在，不解恨。而电影心不在焉的意图，正是担心政治与道德的双重绑架，所以尽快在有限的空间与时间里，脱离那种喋喋不休的控诉，把历史本应带给我们的痛苦，解构到情色的智性和审美的愉悦中。
但电影并不自信，这种解构之势未能坚持下去。陈乔治自告奋勇男扮女装冒充第十三钗，委曲求全一心救女的父亲惨遭枪杀，临到踏进日本人军车那一刻小蚊子暴露出胆怯。这几个可能被观众忽略，仿佛补充的情节，让人更加心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