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原名月生，发迹后改名镛，号月笙。杜月笙的父亲杜文卿曾在茶馆当过跑堂、在码头做过英译，后又与人合作，在杨树浦开过一家米店，惨淡经营，母亲朱氏则时常帮人洗衣物，补贴家用。
杜月笙刚过周岁时，由于连年天灾和疫病到处流行，母亲朱氏在高桥镇无以为食，只好抱着杜月笙步行几十里到杨树浦投奔丈夫，后来朱氏和丈夫商议进沙场做工。
杜月笙
1890年夏天，上海流行霍乱，朱氏却在这情况危急的岁月里又生下了一个女儿，产后她由于极度的衰弱而死亡，杜文卿悲痛万分，无奈之下，他把杜月笙和女儿一同抱回杨树浦，三人相依为命，最终无法支撑，把女儿送给了别人。
1892年冬天，上海一带天降大雪，气温陡降，杜文卿突然染病，很快离开，这个时候杜月笙还不到四岁，此后杜月笙由继母张氏抚养，张氏性格坚强，把杜月笙当自己的孩子看待。
她起早贪黑，为人洗衣服，赚几分钱聊以度日，不料灾难再次降临。
1895年，张氏突然神秘失踪，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杜月笙也从此彻底成了孤儿，流落街头，十四岁那年，杜月笙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晚上与当地的一些流氓痞子鬼混，又因为涉赌成性，不久便被水果行开除，转到到潘源盛水果店当店员。
后来杜月笙为了在上海滩立足，便拜青帮“通”字辈的流氓头子陈世昌门下，按辈分排在“悟”字辈，由于陈世昌等人的关系，杜月笙获得机会进入黄金荣公馆。
当时的黄金荣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内部步步高升，已经成为租界当局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黄金荣第一次见到杜月笙就非常欣赏，觉得这个人很有点气派，就收留了他，从此杜月笙成了黄金荣的随从。
黄金荣
当时黄金荣的夫人是林桂生，人称桂生姐，她虽然身材矮小、相貌平平，但却精明能干，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和高参，深得黄金荣的喜爱，杜月笙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因此也处处找机会讨桂生姐的欢心。渐渐的，他就成了桂生姐的心腹，并参与了黄金荣最机密的工作，抢夺鸦片。
当时的烟土巨商人称“潮州帮”，他们经常利用英租界和法租界从事鸦片走私，因为这是外国人管辖区，中国法律鞭长莫及，潮州帮烟土商利用租界大搞鸦片走私之事虽然隐秘，但仍然被上海滩的那些地痞流氓千方百计的打听到信息，他们便采用各种手段巧取豪夺，半路抢劫走私的鸦片。
当年上海滩上抢夺鸦片最厉害的八个人物，按照出道时间的先后，被人称为“大八股党”。
大八股党成名已久，并因此积累了万贯家产，已经不再想去拿脑袋做赌注，开始选择一种稳妥、可靠、不冒风险的敛财方法，于是他们的头目如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等人先后投效上海的缉私机构，并倚仗手中有的是金银钱上下买通，很快就钻进了这些缉私机构的核心部门，占据了高级职位，逐渐的控制了这些部门。
当大八股党把水陆两途以及英租界的查缉烟土之大权抓到手之后，不但自己公然贩卖和走私鸦片，并且向烟土巨商收取大量的保护费。而潮州帮烟土商也自愿奉献，因为从此以后有缉私部门的枪杆子保护，他们的买卖就合法化。
当时的鸦片商和烟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大八股党和烟土商们并没有把法租界的黄金荣放在眼里，因为在他们看来，法租界总共只占地一千多亩，地小人少，力量微不足道，只要事先打个招呼就不会有事了。
于是大八股党的头领，这个时候，已当了英租界巡捕房头目的沈庆山，就派人向黄金荣传话。谁知黄金荣和杜月笙一听完来人的话，就沉下脸来，一口回绝。沈杏山恼羞成怒，利用军警的力量对烟土实行武装接应，断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条财路。
小八股党
但最终由于杜月笙建立起了一支抢劫鸦片的队伍，后来被人称为小八股党，屡次抢劫鸦片得手。从此伴随着一次次复制、周密的抢劫鸦片事件的发生，大量财富流进了黄金荣和杜月笙的腰包。
1925年7月，黄金荣和杜月笙又联合另外一个流氓头子张啸林，在租界与军阀当局庇护下，成立了主要做鸦片生意的三鑫公司。不久英国在上海的租界开始禁止鸦片生意，而三鑫公司趁机垄断法租界的鸦片生意，因此大发横财。
杜月笙担任三鑫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同年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兼纳税华人会监察，势力慢慢变大，逐渐与黄金荣、张啸林并列。他们三个人成为上海滩上显赫一时的流氓大亨。
在上海三大流氓大亨中，有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的说法，和黄金荣张啸林相比，杜月笙更善于协调黑白两道，各派势力之间的关系，他通过贩卖鸦片、开设赌场等活动，大肆聚敛钱财，又用这些不义之财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从政治要人、文人墨客到帮会骨干，无所不有。
由于杜月笙在上海善待当时已经下台的北洋军阀黎元洪，黎元洪的秘书长特地撰写一副对联赠予他。
“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
杜月笙对这幅对联爱如拱璧，专门请名家雕刻为黑底金字挂在他家客厅，杜月笙因此被其党羽吹捧为当代春申君，杜月笙还附庸风雅，广杰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杜，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813事变相继爆发，上海人民与全国人民一样，投入到英勇悲壮的抗日斗争中，在全国人民抗日要求推动下，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任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他参与劳军活动，筹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
七七事变
他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于1937年11月迁居香港。在香港他利用帮会的关系继续活动。
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政绩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上海党政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从事情报策划、暗杀汉奸等活动，1940年他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这是在国民党支持下的中国各帮会的联合机构，让杜月笙为主要负责人，由此实际上成为中国帮会总统领。
在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成为上海叱咤风云的人物之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特别是杜月笙运用高超的手段，广交天下名流，组成了一张盘根错节无所不在的庞大势力网，被人们称为上海滩的“厚黑教主”，发展到巅峰时期，甚至已经超越了一手提拔他的黄金荣如故。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杜月笙于1945年9月初返回上海，收拾旧部，重整旗鼓。这时由于租借已被收回，国民党势力可以公开活动，帮会的作用不再像以前那么重要。
1946年12月，上海参议会选举议长，杜月笙经过多方活动，虽然以最高票当选议长，但因国民党不是那么支持他，他当选后马上辞职。
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前夕，杜月笙去了香港，据说在1949年4月离开上海前的杜月笙，曾经来到黄金荣家辞行，并劝黄金荣也去香港，但是为黄金荣拒绝了，流落异乡的杜月笙，心情忧郁，朋友甚少，几乎整日待在家里喝茶，听收音机，看看报纸，不久就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
1951年7月，杜月笙中风偏瘫，他拒绝进医院治疗，对家人说：“苦难久已备受刺激，生不如死，再说中风后遗症难治，不要让我过手足不能动的活死人日子”。
8月7日，杜月笙口述了遗嘱，将所有财产包括不动产、债券、现金分配给各房夫人及子女，训勉儿女努力守城创业。
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弥留期间，他曾对家人交代：“把我的尸骨带回上海，藏在浦东高桥老家”
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