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喜欢称呼他“大冯”，和其人一样简单而亲切，好友铁凝曾说，这不仅是因为他身材高大，更因为他视野辽阔，对国家、对社会、对文化，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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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最初走上写作之路，有很大的偶然因素。
因为一米九的身高优势，高中毕业后他在当时中国甲级前三名的天津市队打篮球，打了整整两年的中锋，结果受了伤，就去学画国画。
1966年，时代发生“天翻地覆、大悲大喜的骤变”时，24岁的冯骥才正在一家书画社里从事古画的临摹工作，“文革”一来，不仅单位的古画、临本被查抄，他自己的收藏品也同样未能幸免。
“文革”是冯骥才“甩也甩不掉”的记忆，现实的晦暗和人性的另一面让一直沉浸在文艺的美好中的他，瞬间坠入黑暗深渊。
那段时间，他处于随时可能有人破门而入的恐惧中，处于不断在工人、业务、产品推销员等工作中转换的颠簸里，但也正是这段痛苦坎坷的经历，让他在心里树立了一种用文字书写时代的使命感，他想用文学的笔记下一代人匪夷所思的命运，以及整个时代最真实的故事、人物、情感和渴望，这段特殊的历史，把他最终推上了文学的道路。
“文革”时秘创的手稿
他在工作之余大量阅读，秘密写作，终于在“文革”结束后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义和拳》。在那个普通人月工资不及30元的年代，他领到了3300元的巨额稿费，并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位拿到稿费的作家。但在他看来，写作绝不仅仅是为了谋生，更是使命。
作家自己背负的使命是帮助人们去认识生活，人们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很需要和别人一起讨论，那个时候作家是最受人关注的职业。
后来，他又创作出了《雕花烟斗》《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等一系列的小说、随笔、散文，他始终不变最初踏入文坛时的信念，这些记录普通小人物命运的作品在全国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关注与喜爱。
他们那一代的作家，一个作品发表过后，读者来信基本上是要用麻袋来装的。有的来信，打开时还得用点劲儿，因为读者在写信时，经常是激动地流着泪写的。等眼泪干了，纸和纸就黏在了一起。所以作家一揭开，便有一种沙沙的声音。
我到现在还能想象那种声音，因为听这种声音的时候特别感动，你和读者是心连心的。因为这样的关系，作家身上也更具有责任。
从混乱的时局走到开放的新征程中，冯骥才走得缓慢，走得坚定，他始终不变的，便是保有自己“文学的良心”。
时间到了1990年，一直从事文学创作的冯骥才发现，手中的笔依然在，但心里的方向盘却没有了：忽然不知道怎么与读者交谈了，原先的细作计划也失去了原动力。周围的朋友都踏上了不同的路——王蒙和刘心武埋头“红学”，张贤亮下海经商，而当自己被问到写作是否还有用时，冯骥才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时，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重拾起心爱的画笔。并很快筹备了全国的巡展计划。
巡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母亲。那时候，冯骥才的父亲刚刚去世，母亲痛楚难熬，他希望母亲能在巡展济南站的故地重游中冲散心中的郁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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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举办画展的那几年，也让冯骥才有了机会得以观察到彼时的文化现实。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第二次改革浪潮雷霆万钧般地席卷大地的冲击下，任何过往的历史事物都有被丢弃和废除的可能，如果我只是身在天津的书斋里伏案工作，是不会知道一种可怕的文化现实正在全国到处发生。
有一次在山东东平的“一线天”，几个小孩站在一块雕满摩崖造像的巨石上，手里拿着锤子，朝着过往的游客喊着“十块钱给你凿下一个佛头”。
那时，巨石上多半佛头都已经被凿下了。冯骥才当下便把这些情况反映给有关部门，希望可以留住这些仅存无多的摩崖石雕。
而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后来他来到尚未被开发的古镇周庄，发现当年诗人柳亚子创办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旧址——迷楼竟然面临拆除的境遇，从未卖过自己画的冯骥才，当即决定卖画保护迷楼。可房主却多次坐地起价，最后因着行情好便决定先不卖了。就这样，迷楼留存了下来，直到今天也没拆，反而成为周庄一个经典的旅游景点。
就这样，冯骥才在全国画展的巡展中，走出了他在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上的第一步。
我投入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入时代为我预设的一个陷阱，也是一个一般人看不见的漩涡。没人推我进来，我是情不自禁跳进来的。
2000年，中国古村落有360万个，到了2010年，只剩下270万个。
十年间中国消失了90万个村落，消失的是什么村落，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村落史。大家关心的是城市的大变样，但没有意识到文化在大量的流失。
过去二十多年，冯骥才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保护，尤其是古村落保护。他一直认为，中国民间文化的“箱底”在古村落里，因为这里有独特的民宿、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他不辞辛苦，踏遍了河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7个省份的几十个古村落，做登记普查。虽然经常是“浑身被冷雨浇透，冻得嘴唇青紫，周身筛糠似的抖动”，但冯骥才心里想的却是“我要做的事远比我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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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如一日，冯骥才和他的团队一起，一直走在文化保护的最前线。可即使这样，遗憾也随时在发生。
有一次，普查人员在甘肃发现了一个老太太在唱民歌“花儿”。普查人员想录制下来留存，却苦于没有设备，等回到北京设法弄到了一台摄像机再赶到甘肃时，大家只见到了老太太的女儿。原来唱民歌的老太太已于上个月去世，临终前还在喃喃地问：“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这种资金不足的情况，时常在上演。而冯骥才解决经费问题的办法，始终是——卖自己的画。这是周庄一行留下来的“老方子”。而每次义卖结束后，他都会让摄影师帮他跟他的画照一张相片。
这些画都是我的心血，我喜欢我的画，谁都不知道我把这些画卖了是一种什么感受。
冯骥才做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有一种近乎悲壮的欣然。
在被问到“用20年的时间保护文化遗产，却丢失了写作的梦想，是否遗憾”时，冯骥才说，其实理想一直都在。
文化遗产抢救虽然终止了我的文学创作，但反过来对于我却也是一种无形的积淀和充实。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积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冯骥才曾说，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教育是他的“四驾马车”。
我的四驾马车不是四马拉一车，我只是一匹马，我是用四匹马的劲儿拉着一辆车，因为我车上的事较一般的车多四倍。
在大众熟知的作家、画家、文化学者之外，冯骥才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院长，这是全国第一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研究生院。
除此之外，冯骥才在教育界的成就也是非同寻常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上百种教材选用了冯骥才的文章，《刷子李》《珍珠鸟》《挑山工》等文章的阅读量要以亿为单来计算，从小学到大学，从国内最普及的语文课本到国外知名大学的汉语教程，冯氏作品从未从课文中消失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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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冯老师今年已经77岁了，但你发现他的身体里永远住着一个年轻的灵魂。因为他对自己所热爱的一切事物始终怀有高远的理想和不竭的热情，甚至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孤勇。
文学、绘画、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大冯这位“驾车人”，每件事都在拼尽全力。正如好友张抗抗所讲，他是一个真正的“俗世奇人”，他好像有很多的手，很多的腿，不然怎么能做那么多的事情？
而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些年他一直笔耕不辍，因为在他看来，作家的名字始终是留在自己的作品里的。因此，在执笔五十周年之际，他推出了自己的小说作品集《真人不露相》，在这本书里，“奇人”冯骥才用一支健笔，写尽了他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奇人妙事——这些人物空前绝后，但都是俗世俗人；这些事情匪夷所思，却全是真人真事。半文半白，寥寥数语，趣致盎然。想必，这就是他所说的“创作的底气”吧。
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个知识分子选择怎样的路，才不辜负这个时代？
我想，冯骥才，能给你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