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0年，我国处于大动荡时期。
经济萧条，内战不断，百姓生活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如同子夜。
1930年9月，袁隆平在北平协和医院出生。
他是家里的老二，父母亲都是知识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小小的袁隆平在炮火声中长大，他见到太多家庭因为炮火而颠沛流离，也见到太多贫困的人因为饥饿而倒在路边，像很多生长在战争年代的人一样，袁隆平渴望和平，渴望人人吃饱饭。
抗日战争爆发后，袁隆平一家也不得不离开北京，四处辗转奔波。
1936年秋天，袁隆平的父亲到平汉铁路局供职，袁隆平一家人跟着迁居到了汉口。
有一次，母亲带着孩子们来到距离汉口不远的“神农洞”。
当时快要秋收，到这里祭拜的人很多。小小的袁隆平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多人祭拜神农？”
妈妈说：“我们吃的粮食是当年神农氏教人们种的，他是人类的始祖。在很久以前，人们只懂吃肉，经常生病，神农氏种下五谷，圈养家禽，尝百草为百姓治病，大家非常感谢他。”
这是袁隆平第一次听到神农的传说，能让这么多人吃饱饭，值得敬重，他学着大人的样子向神农深深地行了三个鞠躬礼。
对粮食心生敬畏，这是母亲在袁隆平心里种下的第一个种子。
袁隆平的母亲是那个时代少有的知识女青年，她出生在扬州一个富商家庭，从小在英国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西方礼仪、文化艺术教育，能讲一口娴熟流利的英语。
她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即使在动荡的年代，她也从来没有中断过对孩子的教育，无论到搬家到哪里，她都会坚持把孩子送去学校上学，在家也会教孩子们自学英语，经常读英文原著给孩子们听。
16岁那年，袁隆平转入汉口博学中学高中部，这是一所由英国传教士建立的百年老校，英语是外国人教，物理、化学也是欧洲老师用英语教，这让袁隆平的英文水平得到夯实，为他日后在杂交水稻育种工作中直接查阅外文资料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
二、
在父母眼里，袁隆平是一个多才多又非常有想法的孩子。
他从小就喜欢拉小提琴，还爱游泳，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母亲也经常有针对性地引导他不断思考。
1949年，新中国成立，袁隆平也在这一年考大学，让父母非常意外的是，他竟然选择了学农。当时学农的人非常少，很多人巴不得赶紧跳出“农门”，袁隆平却兴高采烈地渴望着跳进“农门”。
袁隆平说：“看到当时农村的贫穷落后，我是有点雄心壮志的，立志要改造农村，为农民做点实事。我认为学农的就应该有这个义务。”
虽然并不情愿，但父母还是选择了支持袁隆平的个人意愿。
1949年8月，袁隆平考上重庆北碚夏贝相辉农学院农学系。1950年11月，因院系调整，该系并入西南农学院系。
大学期间，袁隆平学了四年的遗传育种专业，毕业的时候，袁隆平在分配志愿上写了两句话：“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3年，他被分配到了“最艰苦的地方”——地处偏僻的湘西雪峰山下的安江农校。
从小在城市生活的儿子为了理想要去小山村里教书，这让母亲心疼不已，不顾袁隆平的劝阻，执意要跟他一起去，她要去照顾儿子的起居。
农校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袁隆平没有忘记心中的梦想，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科学实验，希望能用自己所学切实帮助到农民。
刚到农校的时候，正流行米丘林、李森科的“无性培育”，认为两个亲本的原生质体，可以在人工的干预下，培育成一个具有双亲遗传物质的新细胞，并能够进行可塑性的培育。
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袁隆平利用红薯搞实验，尝试将晚上绽放的月光花与红薯嫁接，想通过月光花增强光合作用，使红薯的淀粉增多，从而达到增产的目的。
嫁接完毕后，为了能够使红薯秧尽快结籽儿，必须要进行遮光处理。但当时试验条件太简陋，袁隆平只好扯下自己的床单和被单，用墨汁染黑，来做遮光罩，也正因为此，袁隆平常年盖着光棉套睡觉。
1958年，袁隆平试验的月光花红薯实验成功，产出的红薯个头非常大，最大的一个竟然有17.5斤！被报纸称作“红薯王”！
三、
“红薯王”的诞生，让袁隆平很是风光了一把，不仅上了报纸，还经常以“专家”的身份参加各类农业会议。
不过，袁隆平心里清楚：“红薯王”虽然成功了，但他并不具备大面积推广的可行性，因为农民不可能在农田里一个个地给红薯做嫁接，“无性培育”并不能从基因层面把亲本的优势基因遗传下来。
但袁隆平不甘心，他又用了两年的时间来做实验，尝试了各种办法，希望能够从根本上改善红薯的种子基因。
无奈，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袁隆平感到很挫败，像走进了死胡同一样，他看不到一点走出去的方向。
“没关系，失败乃成功之母。”母亲对他说。
他又重新鼓起勇气，翻看各种资料。
1957年，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研究获得诺贝尔奖，他感到很兴奋，这是一条不同于“无性培育”的另一条路。
他赶紧去请教国内遗传学家，并利用自身的英文优势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发现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经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以孟德尔为核心的现代遗传学可能是作物育种的新思路。
1960年，我国发生自然灾害，出现了空前的粮食饥荒，饿的时候，人们吃野菜，吃树叶，吃树皮，甚至到地里挖观音土吃，只要能填饱肚子，什么都往嘴里塞。
到处都是饥饿的人，随处都能看得到因饥饿而失去生命的人，人们渴望粮食的眼神深深刺痛了袁隆平，他发誓：一定要让大家吃饱饭！
四、
“能种出‘红薯王’，应该也可以培育出高产水稻，隆平，高产水稻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困难时期，上级领导把“高产水稻”的任务交给了袁隆平。
袁隆平知道，这个任务艰巨到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是，再艰巨也要上！
袁隆平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国家百废待兴，如果农学院的大学生都培育不出来，还能指望谁？
没有推诿，只能接受。
接下“高产水稻”的任务后，袁隆平一天也没离开田地。
这个从小生活在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挽起裤腿，赤脚下到田里，无论刮风下雨、晴天日晒，他都是弯着腰，拿着放大镜在水田里观察水稻的生长情况，大中午的，连农民都不下地了，他却还在地里忙碌着，农民们送他一个外号——“袁癫子”。
怎样才能让水稻高产？
当时国际上的主流观点是：水稻是自花授粉，不具备杂交优势。
水稻杂交，能行吗？
1961年7月，袁隆平和学生们在试验田里选种，意外地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这棵稻子穗大饱满，袁隆平一粒一粒地数了数，一个稻穗上竟然有230粒籽。
如果用它做种子，亩产可以达到上千斤！
袁隆平像找到了宝贝一样，每天都到田里观察它的生长情况，并做好记录。
收割时，他又细心地把稻穗上的每一粒收集起来，第二年春天，把这些种子播种到试验田里。本以为这些稻种会像母本一样长出穗大饱满且颗粒众多，没想到的是，第二年收割时，情况却很意外，这些种子长出来的禾苗不仅长得高矮不齐，而且抽穗时间也有早有晚，并且没有一株超过母本。
这让袁隆平百思不得其解：只有杂交的第二代才会出现性状分离，自花授粉的水稻是不会出现性状分离的，难道这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带着这些怀疑，袁隆平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寻找水稻中的“雄性不育株”，证明传统遗传学理论是错误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1965年间，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株；1966年，袁隆平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以实际案例证明“水稻是自花授粉”的说法是错误的，打破了多年的传统观念。
“幸亏我猛醒得早，没拴死在一棵树上。”袁隆平非常开心地对他的学生说。
“我曾经做过一个梦，梦里的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那么大，我们可以坐在稻穗下乘凉......”这是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
“杂交水稻”的发现，让袁隆平的“禾下乘凉梦”越来越近了。
五、
正当袁隆平打算摩拳擦掌大干一场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虽然袁隆平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不用进“牛棚”，但他却面临着别的灾难。
一天，他的试验田里闯入一群“不速之客”，把袁隆平精心培育的雄性不育株实验秧盆砸地稀巴烂。
看着辛苦培育的“宝贝”就这样被人破坏，袁隆平崩溃大哭。
妻子安慰他：“天无绝人之路，盆砸了，我们就再培育！”
为了避免二次破坏，他们把残存的秧苗在苹果园的臭水沟里重新培育，收获后，把这些种子又扩种到两分地。
但是，破坏者还是在一个夜晚，趁工作人员休息的时候悄悄地扒光了所有秧苗。
庆幸的是，几天后，他们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了残存的5株苗，继续试验。
为了能够让种子快点发芽、生长，袁隆平和他的学生们就像候鸟一样，一到冬天就背着种子往南边跑，把种子绑在腰间利用体温催芽，去气温比较高的海南三亚培育种子。
他们戏称自己是“追着太阳跑的人”，把这种育种方式称为“南繁”。
在袁隆平和他的学生眼里，种子是有灵性的，他们可以听得懂人说话。
四年，袁隆平和助手用了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次实验，但都没能让杂交稻第二代100%保持不育。
直到1970年11月，袁隆平的助手李必湖在当地人的带领下，在海南南红农场一个铁路涵洞附近的水塘边，发现了一株花粉败育的野生稻。
袁隆平在显微镜下反复观察检验，确认这是一株十分难得的野生稻雄性不育株。他欣喜若狂，给这个“宝贝”命名“野败”。
为了找到这个“宝贝”，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整整用了十年！
六、
随后，袁隆平他们把“野败”材料贡献出来，组织全国性的攻关。
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协作攻关。全国10多个省份的科研人员聚集到海南，袁隆平在农场里支起小黑板，给全国的科研工作者讲课，并把“野败”材料分给他们，各省一起作战，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试验，加速了杂交水稻的育种过程。
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了几万株“野败”。
1975年，国务院做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的决定。在湖南先行试种208万亩杂交水稻，增产幅度在20%以上，取得了历史上的重大突破。
随后，杂交水稻从三湘四水继续向祖国的大江南北推广。
从1976年到1988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水稻面积达12.56亿亩，平均每亩增收稻谷20%以上，累计增产稻谷1000多亿千克，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979年，农业部向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赠送了1.5公斤的杂交水稻种子，这些种子在美国种植后，比当地良种增产33%以上。
1980年，杂交水稻作为我国出口的第一项农业专利技术转让给美国，袁隆平作为技术传播的使者继续忙碌着。
当年布朗口出狂言：“谁来养活中国？”
袁隆平带领团队用“杂交水稻”啪啪地打了他的脸：我们中国人不仅可以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还可以帮助世界人民更好地解决吃饭问题！
如今，中国的杂交水稻已经在越南、菲律宾、印度、东帝汶等数十个研究推广，海外种植面积达700万公顷，
对此，袁隆平很骄傲，他笑着说：“有人说我是洞庭湖的老麻雀，但我更愿意做太平洋上的海鸥，让杂交水稻技术越过重洋。”
七、
1996年，农业部提出了超级育种计划。
此后，袁隆平带领的团队接连攻破超级稻亩产700公斤、800公斤、900公斤、1000公斤和1100公斤的难题，五期目标全部完成。
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袁隆平“共和国勋章”。
两人在台上说起了悄悄话。
“总书记问我有什么进展，我说，我们正在向1200公斤亩产冲刺！”
2020年9月7日，袁隆平90岁生日。
他在家中许下愿望：“希望第三代杂交水稻双季亩产3000斤早日实现。”
2020年11月4日，农业部等相关部门在湖南衡南县启动第三代双季杂交水稻亩产3000斤攻关测产：平均亩产911.7公斤，成功冲关亩产1500公斤！
听到这个数字，袁隆平老先生哭了。
他这一生有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超级稻亩产量1200公斤的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走出国门。
如今，他的两个梦想都实现了。
曾经有记者问他：“是不是特别害怕上世纪60年代的饥荒场景再次出现？”
袁老先生摇摇头说：“不可能了，不可能了。”
2021年5月22日13点07分，这位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
谨以此文，悼念当代神农——袁爷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