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普希金是随着俄罗斯的解放运动的发展而成长的，他是十二月党人思想的表达者，而且在接近人民的精神和人民的语言方面，又超过了十二月党人。普希金的一生是非常不平凡和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普希金的创作作包罗了俄罗斯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了贵族革命时期生活发展的特征。他运用各种文体纯熟地表现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与面貌。
(一)普希金的早期生活与创作
(1799-1820)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于1799年5月26日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中。未来诗人的父母沉缅于玩乐并不管子女的教育,把他交给了外籍教师，但普希金从农奴、仆人特别是从奶娘——一个农奴妇女那里吸取了丰富的民间文学的滋养、接受了人民的民族的良好素质的影响。此外未来诗人的家里全爱文学戏刷(他伯父是诗人),不少当时名作家在他家聚会，以及他阅读了家中图书馆丰富的文学书籍，这在培养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兴趣上也起了一些作用。
1811年，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这个学校是为了培养贵族子弟成为国家高级文官而开办的)。第二年就经历了卫国战争。卫国战争激起了诗人的爱国情感和民族自觉心。在学校，普希金接受了个别教师的进步观点，阅读了拉季谢夫的唯物主义哲学论文，特别是与学校附近的进步青年军官的来往(如与恰达耶夫的友谊——这人后来曾写作《哲学书筒》)大大发展了他的自由思想。诗人从文学中吸取了冯维辛和克雷洛夫创作中的人民性，学习了茹可夫斯基的新式诗歌，而且后来超过了这些先辈。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就显示了艺术奇才和对文学创作的严肃态度，成为文学小组和手抄杂志的中心人物。1815年的一次考试中，普希金朗诵了爱国主义诗篇《皇村回忆》,赢得在场的大诗人杰尔查文的称赞，获得了巨大声名。
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是与进步的活动相连的。1816年他加入了“阿尔扎玛斯社”,皇村学校毕业后在外交部供职时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及其相近的诗人来往非常亲密，他参加了党人们的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和秘密文学团体“绿灯社”。只是因为十二月党人为了爱借和发展他的天才，不让他处身于常的危险中，所以才没让他加入秘密革命组织。表面上，虽然普希金没加入组织，但实际上他是十二月党人思想的艺术体现者，是反抗专制农奴制度的歌手。他从各方面吸取并发展成自己的那种政治自由思想，决定了他的创作的进步倾向，于是相继写出最优秀的公民政治抒情诗及其他的诗篇。
在这些公民诗中，《自由颂》(1817)是一篇杰出的声讨沙皇暴政的控诉书。这首诗在诗人创作发展上有很大意义：诗人撇开了没内容的爱情诗而表现严肃的政治主题。在诗中他写道:“我要给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抨出宝座上的罪恶。”①诗人认为帝王必须服从“法”,他引用历史上路易十六和保罗一世的下场，证明企图驾乎“法”之上的暴君，必然遭到恶报，并以此警告亚历山大一世。诗人指出帝王必须给人民以自由，并且遵从“法”行事才行，否则路易十六们的道路在等待着暴君。这首诗中固然表现了诗人的君主立宪思想的局限性，但是这首与拉季谢大的《自由颂》同名的诗，体现了拉季谢夫的反专制的传统精神，它热烈而公开地表达了诗人的政治信仰。诗人发出了响亮的革命号召：
战栗吧，世间的专制暴君！
而你们，匍匐着的奴隶，
听吧，振奋起来，觉醒！
这首诗37年后才得在国外刊物《北极星》上发表。
1818年的《致恰达耶夫》继续了这种反专制制度的自由主题。在诗中，普希金指出卫国战争后幻想社会改造的希望的破产，并且号召人们为了争取自由、争取祖国的解放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首诗在十二月党人中间起了很大鼓动作用。
以上反专制制度争取自由的诗篇，都没有与反农奴制度联系起来。农民问题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在《乡村》(1819)一诗中，普希金则描画了农奴制度下人民悲诊的生活图景，表现了抗议、消灭这种奴隶制度的情绪和传播解放思想的愿望。普希金在这首诗中，使用了把两幅图画鲜明地对比起来的手法，对农奴制俄罗斯作了现实主义的描写。《乡村》一诗是由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统一在一起的。第一部分，诗人用传统的牧歌形式表现了优美的大自然，但这里是现实的农舍、牛、羊而不是女神、牧神。作者怀着对祖国大自然的爱来描写周围的纯朴、清新。这里和庸俗豪华的城市生活完全不同。乡村的大自然燃起了诗人工作的愿望。接着是第二部分，诗人用一个“然而”，由平和、宁静、可能幸福的景象急转到全然不同的另一个现实世界——苦难的俄罗斯。这里是地主对人民的横暴掠夺、任意蹂躏，这些和野兽一样“无法、无情的地主”用“强制的鞭子”把“劳动、土地、时间，都遇到了自己的手里”。他们奴役男人、摧残妇女，榨取一代一代农民的劳动成果。诗人在诗中暴露了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表现了对被压迫者的同情和对地主阶级的憎恨。这首诗也表现了诗人的局限性，他不能认识人民可以改变现状的力量，而且把这把推翻农奴制度的希望寄托在“沙皇点点头"上。虽然如此，这首诗在革命准备时期仍起了革命作用。十二月党人后来把诗末的这句改成“无论农奴制或沙皇都要完蛋”。
除了这类诗外，普希金还写过许多别的抒情诗及讽刺沙皇大臣、官吏、主教的讽刺诗。普希金的诗成了社会自觉的喉舌，表达了先进青年一代的情绪。
1820年出版了普希金的第一部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这是诗人多年尝试写大型作品的成功。这首诗既没有古典主义的严肃典雅，也没有消极浪漫主义的朦胧感伤，而是清新、轻松地反映民族特色的真正浪漫主义长诗。它成功地运用了民间文学和人民语言，成为划时代的作品。守旧派文人攻击长诗的民主性，比之为农民走进了沙龙。进步人士则热烈欢迎它。正在此时，沙皇政府因《自由颂》等诗，把诗人流放到南方。从此开始了公开的迫害，直到诗人被统治集团杀死。
(二)南方流放时期的创作
(1820-1824)
流放南方对普希金的创作发展影响非常之大。1820年，诗人与拉也夫斯基将军一家同行到南方。南方的草原、群山和海洋给了诗人新奇的印象。他研究山民风习生活，丰富了创作构思，特别是参加在南方的十二月党人的秘密会议。与别斯捷里的相识以及南欧各国的革命起义，大大增强了诗人的革命意识，推动创作迅速发展。1821 年的诗歌《短剑》中诗人就号召杀死暴君。在南方时期，普希金遭受着当局的监视、折磨，但反抗的精神有增无减。诗人时常攻击专制政体和农奴制度，并且考虑着现实的矛盾和同时代青年的命运与特征的问题。一切感受、情绪、思想、见闻凝结成很多抒情诗和一系列浪漫主义长诗：《高加索的俘虏》(1821) 、《强盗兄弟》(1822)、《巴奇萨拉的泪泉》(1823)、《茨冈》(1824)。最后这-一首是在米哈依洛夫斯柯耶村完成的。这些统名叫南方长诗。
普希金在这时期注意过拜伦创作中的反封建的因素。但他不是拜伦的模仿者，他克服了拜伦把人物过分浪漫化的缺点。普希金的南方长诗有了现实主义因素，并对个人主义主人公曾进行了批判。这远远超过了拜伦。普希金认为浪漫主义诗歌应是反对陈腐的真实生活之歌。
《高加索的俘虏》是一篇面向现实、表现追求自由的思想的作品。俘虏厌倦上流社会而到与大自然相通的山民中找自由(这是激动很多诗人的主题)。但同时俘虏也体现了当代一部分贵族青年对生活冷漠，心情过早衰老的特征。普希金一开始写这类追求自由的人物就批判了他的个人主义，指出产生其个人主义的社会根源。这种批判在长诗《茨冈》和后来其他的作品中加强了。
在长诗《茨冈》中诗人歌颂了“真正的自由”，通过否定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产生它的生活基础。《茨冈》比以前的诗人描写脱离旧世界而到“自然”中去的浪漫主义作品要高超，它是有着社会思想与尖锐冲突的作品。长诗的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和《高加索的俘虏》的主人公有很多相近之处。他是一个与社会决裂的逃亡者,从下面诗中可以看到他对上流社会、对城市生活的反感。这也是诗人对社会的批判：
那沉闷的成市,
不自由有的是!
那里的人要成堆，
四面围着了堡垒，
朝晨也没有爽快的呼吸，
没有青春的草地的气息。
他们爱呢，又要害羞，
思想也要赶走，
出卖着自己的自由，
对着偶像叩头；
讨那一点儿钱，
还带一根锁链。
（瞿秋白译文）
就是这个攻击现存制度的人，他到流浪的茨冈人中间去寻自由，表面上成了茨冈的一员。但是他出身的社会决定他用个人主义对生活，他并不懂得真正的自由，只是以为自已在追求自由。他妻子爱了一个人。他就杀死了她和她的情人。通过爱情的主题，揭示了主人公的性格本质。诗人指出阿乐哥把旁人只当作得到幸福的工具。而他这追求自由的人却在破坏别人的自由与幸福。阿乐哥身上的个人主义的思想，是他贵族阶级的社会产物，他与纯朴的人们是对立的。这就对19世纪初一些受寄生文明培养的贵族青年的这类典型特征作了尖锐的批判。在长诗中，诗人虽然歌颂真妃儿那种求自由的精神，但诗人也指出原始民族之中也并不可能有真正的自山。
南方长诗表现了普希金浪漫主义手法的特点。他的主人公大半是才智出众、情感澎湃的人，很少有社会具体性。人物的过去与未来是模糊的。风景描写过度华美和充满异国情调。情节带有强烈的戏剧性。普希金的浪漫主义不仅写反叛现实的主人公，而且也对主人公进行批判，这是超过十二月党人诗人的地方。在《茨冈》一诗中，更表现了诗人向现实主义过渡。现实主义因素表现在人物行为是合乎其性格的,作者真实描写了人物的心理，而人物性格反映了当代现实的特征。《茨冈》一诗是普希金最后的浪漫主义长诗，与它同时平行，诗人写作着现实主义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所以说《茨冈》有现实主义因素，是诗人走向现实主义的里程碑，也不是无因的。
1824年7月，因为沙皇政府私拆普希金的信件发现其中无神论的言论，再加平常监视诗人的奥德萨长官沃隆卓夫告密说诗人用危险思想“教坏了”该城市中崇拜诗人的青年们，所以沙皇政府把诗人押解到北方他父母的领地米哈依洛夫斯柯耶村，幽禁了起来。
(三)米哈依洛夫斯柯耶村时期的创作
(1824- 1826)
在米哈依洛夫斯柯耶村的第二次流放构成了普希金创作上的新的历史时期。这短短的两年多中，诗人有了新的成长。在离开友人、离开政治文学讨论、离开久已相处的社会和同道而处于幽禁日子里，诗人度着当代先进人士所过的那种紧张的理性生活，他阅读卡拉姆辛的俄国史，思索祖国的过去与未来。同时普希金深入民间与农民交往，穿上农民服装去到市集上，从奶娘、仆人、音乐师、乞丐那里听取各种民间传说、新闻、童话和歌谣，学习人民的语言……这一切不仅丰富了他创作的源泉，更重要的是他熟悉了人民，从人民中吸取了精神力量。在幽禁中，过去皇村学校的友人、十二月党人普饮访问他，和他谈有关秘密团体的问题，并带给他《聪明误》的手稿，这都扩展了诗人的精神生活。
这个时期，是普希金创作史上繁荣的时期，其数量之多、样式之丰富和艺术价值之高都超过以前别的时期。他完成了《茨冈》、写了《叶甫盖尼·臭涅金》的第3章到第6章、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长诗《努林伯爵》和大量的抒情诗、童话诗、评论、随笔等等。重要的不在数量而在于由这时起他彻底地巩固了现实主义倾向，大大增强了作品的人民性和思想性。
1825年的起义与失败震动了诗人的心灵。以后很多诗歌都与这事有关(如《先知》等等) 十二月党人的思想与事业是诗人所赞同的。同时还在起义之前，诗人就感到了十二月党人脱离人民的局限性。俄罗斯民族应向何处去?它的动力是什么?这是激动他的问题。于是他企图从民族历史中寻找当代问题的答案。在起义前夕，写出了历史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
《鲍里斯·戈都诺夫》(1825)是诗人认识生活、探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探讨人民与专制制度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结果。在悲剧中，我们看到改变历史的不是贵族，而是人民。普希金笔下的像汹涌巨涛般的人民却合蕴着推翻专制制度的巨大可能。十二月党人正是不能认识人民，以为靠自己的力量可以改变历史，故而失败。而普希金在党人失败前早就感到了这点。在解决基本历史问题上，诗人超过了同代人。
《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历史事实是16、17世纪之交，沙皇费尔多逝世，无子，他的异母弟德米特里小时被人杀死，皇位没人继承。于是在大贵族竞争中鲍里斯·戈都诺夫当了沙皇。几年后，有个僧人戈利高里从撰写历史的修道院长处知道了鲍里斯为谋皇位害死了德米特里，而他与德米特里同岁，于是就冒名为皇逃至国外，借波兰人的武力打回俄国。这时鲍里斯得病死去，大贵族们杀他全家投靠了戈利高里。
诗人所选择的是个政治冲突很复杂的时代，是人民在统治阶级各集团争权夺利下过着悲惨生活并企图从这种情况下寻求出路的时代。鲍里斯在贵族竞争中之所以获得王位受到投机的大贵族们的支持，在于他利用了人民希望改变现状的愿望。但是登上王位的鲍里斯却继续巩固了专制制度，用暴政加倍奴役人民。人民憎恨他，这就成了大贵族向他作斗争和冒名为皇者投机的良好条件。鲍里斯的灭亡不在贵族的反对而在于人民反对他，人民是推进历史的力量。至于鲍里斯因意识到害死德米特里而“良心”痛苦，这不是他灭亡的原因，这只为帮助揭露他的性格。戈利高里这个卖国求来的傀儡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在于他有波兰人武力作后盾，而在于利用了人民对鲍里斯的不满。剧中诗人的远祖说出了这一点：“我们厉害的是什么? 并不是军队，不是的，也不是波兰的援助，而是公意——是的人民的公意。你记得德米特里的胜利和他和平的征讨吗，无论什么地方，不放一枪，都顺从地向他开城投降，众百姓把倔强的将官捆绑起来?”②
人民在剧中和在历史上一样，永远维护自己的权利，并且反对压迫。他们并不是如卡拉姆辛在俄国史中所写的那样拥护沙皇。在剧中，人民在鲍里斯登位时，表示的是冷淡和应敷。冒名为皇者登位时，人民了解到换沙皇并不能解除痛苦，于是用无言的沉默回答新沙皇和作恶的大贵族。普希金在这里指出：人民与专制是相敌对的。这种沉默无言预示着大贵族和新沙皇未来的命运。别林斯基在《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作品》第十章最末尾上说：“在这种人民的沉默之中可以听到新的复仇女神的可怖而凄厉的声音，他对杀死戈都诺夫一家的人——新的祭品发布了自己的宣判……”③。
在《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写作中，不仅作者的思想与历史观点有了发展，而且创作与美学观点也有了发展。作者遵循历史真实，又加入生动的艺术想象。作家一身兼历史家与诗人。剧本的民主思想要求新的形式表现，古典主义的戏剧手法是不能完成展示历史真实、描写人物多方面性格的任务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有独创性和革新意义的作品。诗人克服了古典主义文学中表现性格的公式化和浪漫主义人物的片面性的缺点，而运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原则，揭示了人物复杂的、多方面的心理状态。普希金笔下的鲍里斯就不是如保守派历史家说的只是片面杀人的沙皇，而是有着某些政治上老练、有智慧、关怀子女的特点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人民的统治者，他的精神痛苦也不能改变这一点。戈利高里的形象一定程度上说来是感情充沛、“热爱”国家、爱情上纯洁的人，但本质上他是依靠外国势力夺取权利地位的政治野心家。普希金不仅刻划了人物的丰富性格，更重要的揭示了性格的社会本质。在戏剧结构上，诗人打破了古典主义登场人数少的陈规和时间、地点、情节一致的“三一律”，把剧分为23个小场，地理位置变动很大，时间上拉长到7年，人物出场近80个。而情节发展是两个中心。这样才便于解决个人与人民、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问题。
《鲍里斯，戈都诺夫》是一部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真正描写人民的历史悲剧。但是诗人还不可能把人民提到历史主角的地位展开他们所进行的革命斗争。
(四)普希金在20年代后半期的创作
(1826-1830)
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革命处于低潮。沙皇政府转向最野蛮的恐怖镇压。1826年普希金被新沙皇尼古拉一世调至莫斯科，给予“自由”，实际处在统治集国的直接监视之下。诗人的新作都由“第三厅”和沙皇本人亲自审查。沙皇曾讯问诗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态度，诗人回答说当时他如果在彼得候的话“一定要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去” 。这充分表现诗人在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黑暗岁月中'仍然忠实于革命友人的坚贞。普希金写了关于称颂十二月党人反抗奴役与暴力的诗篇。最著名的是1827年写的《寄西伯利亚》、《10月19日》、《阿里昂》、1828年写的《毒树》等。
《寄西伯利亚》一诗，是由十二月党人尼·穆拉维约夫的妻子带给在西伯利亚受苦役的革命党人的。在诗中表达了诗人对十二月党人事业的赞同态度和对革命友人的同情。诗人并不是停留在怜悯上而是号召党人照坚斗争。这首诗充满了革命乐观的精神，诗人坚信“期望的时辰，就要来临”，而那时一切“枷锁”、“牢狱”都要完蛋。诗人现实主义地描写了党人当时的命运,并把这和未来的光明对照起来。诗篇的读者会理解到十二月党人事业的正义性，这正是必然会得到胜利的基础。诗人指出十二月党人的理想与事业会由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战土继承下来。诗人把党人的重获自由与后继者斗争联系在一起：
……——自由
会愉快地在门口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充满这首诗的是热烈的诗句、真挚的友爱、激动的心情。诗人去掉了一切浮泛的象征和超自然的形象。
此外，普希金在这首诗中刻画了一个勇敢、永远忠于革命友人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抒情主人公就是诗人。无论任何迫害、流放都不能吓倒诗人，他牢记身处不幸中的友人并全力鼓舞他们。普希金用自由的诗篇加强了十二月党人的战斗意志。
十二月党人亚·奥多耶夫斯场写了一首诗来回答普希金
我们悲惨的工作不会落空，
星星之火会燃成熊熊烈焰——
……我们把锁链铸成利剑，
再把自由之火烧起，
燃起怒焰轰向沙皇——
那末人民将愉快地呼吸。④
普希金歌领党人斗争的诗，影响了涅克拉索夫等人的创作。
20年代后半，普希金在很多作品中写到彼得一世的主题。诗人之所以在十二月党人失败后的岁月里对俄国历史上另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彼得改革时期)感到兴趣，在于他像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夕写《鲍里斯·戈都诺夫》一样，企图研究俄国人民的过去，来继续探求国家的前途。于是1828年普希金写了长诗《波尔塔瓦》。在写作中爱情主题让位给历史主题，诗名由《马赛珀》改为《波尔塔瓦》，这发展也说明诗人更关心祖国的命运。
《波尔塔瓦》是完全不同于南方长诗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是严守历史真实的。长诗的历史事实基础是18世纪初彼得一世对瑞典王查理十二的侵略军和俄罗斯祖国的叛徒、乌克兰督军马赛珀的卖国行为的斗争。长诗中彼得一世形象被表现为与个人野心家查理、马赛珀相对立的国务活动家，他是捍卫祖国富强的进步势力的代表。爱国主义的主题在长诗中占了首要位置。俄罗斯士兵在战斗中的英雄主义精神，是战役获得胜利的基本原因。1709年的波尔塔瓦之战是对青年俄罗斯帝国的考验。战役的胜利加强了帝国在欧洲的政治地位，巩固了内部改革和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大民族的团结。普希金歌颂了人民的丰功伟绩，指出了彼得事业的不朽，而一切个人野心家和出卖祖国的叛徒和其他受诅咒的人，则是渺小的，为历史所抛弃，为人民所抛弃。长诗的这个只有对人民、对祖国有所贡献和创造才会不朽的思想，在长诗结尾中有清楚的说明：
百年过去了。这些英雄
怀着如此的意志和热情，
骄狂，有力，留下了什么呢？
他们那一代已经逝去——
他们的艰难、胜利、血斑和苦辛
也随着消失，没一点痕迹。
只有在北国，人民的心
还记着战争和历史的命运，
只有你，波尔塔瓦的英雄，
还留下伟大的铭记，受人崇敬。
在《波尔塔瓦》中，诗人描写的战役场面的最著名的，这实质上创造了新型的英雄史诗。战役描写上，一切都遵守了现实主义原则。诗中人民口头创作的因素和表现的多祥化使《波尔塔瓦》成为艺术上完美的作品。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年代，诗人通过《波尔塔瓦》谴责了一切把祖国引向崩溃道路的独夫、谴责了背弃自由事业的叛徒。而诗中俄罗斯民族必胜的乐观主义振奋着一些人的失败情绪和青年中的“毕巧林精神”。
1830年秋天，普希金到鲍罗金诺筹办婚费，却因流行瘟疫而被阻留了三个月。在这寂静的乡村，他的创作达到了惊人的高潮：创作出一组“小悲剧”、全部《别尔金小说集》、散文《戈留辛诺村的历史 》、叙事诗《科隆那的小屋》和一系列童话诗、论文，近30首短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完成了俄罗斯文学史土最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段时间，史学家称为“鲍罗金诺的秋天"。《奥涅金》是普希金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当用专节来深入讨论它。
(五)普希金在30年代的创作
(1830--1837)
普希金在30年代的创作中，一方面继续发展诗歌的路线，另一方面终于掌握了艺术散文。30年代普希金创作重点是由诗歌转向了散文，这也是俄罗斯文学总的倾向特征。因为散文在更深更广的揭露现存制度的腐朽、细致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刻划更复杂深刻的心理性格等方面有着毫不受限制的特点。
(1)
普希金以别尔金为名发表的小说集(1830)，是俄罗斯现实主义散文的先驱。在这部小说集中，诗人在描写对象上超越了写本阶级人物的局限，开始了19世纪俄罗斯文学以“小人物”作主角的路线(《棺材匠》、《驿站长》)。作者第一次高度艺术真实地描写了普通人的生活、心理与命运，通过这个，显示了社会制度带给他们的痛苦。这个路线后来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乌斯宾斯基、契诃夫等所发展、丰富。在这部小说集中，作家鞭挞了庄园贵族多愁善感的无聊生活和欧化文明(《村姑小姐》、《暴风雪》) 展示了军官生活，描写了在现存生活中找不到位置的人物(《射击》)。
小说集里的《驿站长》一篇，是部最有意义的作品。表现了作者的高度人主义精神。真正开辟了现实主义艺术散文的正确道路。通过驿站长维林的遭遇，揭示沙皇俄国对小人物的压抑与迫害。维林是个驿站长，“驿站长是什么一种人呢?一个真正的、第十四级的受害者，他的官职只能防御殴打，而且这也不是永久的……无论白天，无论夜里，都不得安宁。旅客把乏味的旅行时积聚起来的全部怨恨都报复在驿站长身上。”⑤在旧制度看来，他所以应该处于被侮辱与被压迫的地位，在于他是个小人物。沙皇俄国摆在小官吏与平民面前的是苦难。在痛苦之中，维林只剩下对女儿杜尼亚的爱。这是他珍贵的，这是他的慰籍与希望。但是女儿被骠骑兵军官拐跑了。他担心女儿会遭到俄国妇女们被玩弄、被遗弃的命运，而去寻找她，可是结果获得的是叱责和5个卢布，失掉了女儿，维林也就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虽然在心中曾有过反抗念头，但结果默默死去。作者的同情，显然在维林一边，他以叙述者的身份作为旅客对见闻于以评断，就更有力表达了他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对社会的批判。但是诗人笔下的杜尼亚后来的生活的幸福，显然与整个作品的基调不谐调；同时，赋予了明斯基有纯真的爱的品质，也是不典型的。
《别尔金小说集》以表现平民生活为突出特点，这出现在30年代尼古拉一世黑暗时期；无疑地是向社会对抗着提出民主精神。《别尔金小说集》是简洁、朴素、明确、单纯等特色的交融体，不平凡的情节，增强了显示尖锐冲突的艺术力量。
⑵
30年代的黑暗反动统治给予了诗人很大压抑。诗人处处看到的是不愉快。1831年他与冈察洛娃结婚。他的妻子是追求上流社会的喧器、豪华生活以显示自己美貌的人，她不理解诗和诗人的理想。并且给诗人制造了沉重的经济负担。1833年诗人借机会逃开窒息人创作的上流社会的乌烟瘴气的世界，到伏尔加河及奥伦堡一带收集关于布加乔夫起义的史料。秋天来到宁静的鲍罗金诺，又经历了第二个“鲍罗金诺的秋天”，创作了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死公主的故事》等，完成了长诗《青铜骑土》、中篇小说《黑桃阜后》，写出《布加乔夫史》。
长诗《青铜骑士》是普希金后期诗歌创作中的典范作品。长诗触及了专制国家的发展和人民命运的问题，它的情节是围绕1824年的彼得堡大水展开的。在长诗中表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是诗人以庄严的语调所歌颂的彼得大帝宏伟改革给俄罗斯民族带来的富强与繁荣。同时诗人指出彼得专制制度带给人民的灾难。如果说在《波尔塔瓦》中，普希金在赞美民族进步力量代表的彼得时，并没分清这个彼得同时又是一个专制的地主，那么在《青铜骑士》中，普希金则克服了这个局限，指出彼得是修建彼得堡、打开通向欧洲的窗子和战胜敌人的统帅，但他也是个冷酷恐怖的沙皇。长诗的另一方面是诗人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心，描写的贫民日常生活的世界，描写了小人物叶甫盖尼的被专制摧残的命运。叶甫盖尼追求的是个人小家庭的幸福，但洪水吞噬了他可能得到的一切。洪水是与彼得修建的彼得堡相联系的，而更重要的是沙皇官员在洪水面前的无力与自私。经过沉重地打击，叶甫盖尼在被得铜像上找到自己的结论，找到使小人物受难的根源，发出了强烈的抗议，这是普通人反对专制制度的抗议。但是，诗人指出叶甫盖尼把个人意图放在了国家历史需要相对立的地位，他并不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性。破坏叶甫盖尼幸福的不是彼得的英明改革，而是与改革同日俱来的专制制度。诗人批评了叶甫盖尼的狭隘的个人幸福的观点，并以彼得关怀祖国命运的宏大气魄相对照。同时诗人又同情小人物的悲惨遭遇，谴责专制主义。由此可以看到，普希金在表现这个复杂问题上的艺术辩证法。
《青铜骑土》是艺术上的杰作。概括、夸张的彼得形象与具体、典型的叶甫盖尼的形象；雄伟世界与日常生活；动荡的历史事件、大自然与普通人的命运；叶甫盖尼的幻想与真实生活的社会意义，这些都成功地交织在一起，使《青铜骑士》成为完整的艺术作品。
⑶
普希金后期的散文中，主要发展了三个方面的主题：一个方面是小人物的主题，这在《驿站长》中已说过，另外两个方面是对上升的资本主又掠夺性的批判的主题和描写农民暴动的主题。批判资本主义思想，表明诗人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点；描写农民暴动则表明诗人真正理解了历史的动力，把注意力不是寄托在贵族革命者身上而是寄托在农民身上。普希金在文学领城内，开辟了通.向人民的道路。后期散文就表明诗人这种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精神。
《黑桃皇后》是属于批判资本主义掠夺性的作品，它在艺术完整与意义深刻上堪与《青铜骑士》媲美。普希金早在小悲剧《贪婪的骑士》中，就曾揭露剥削者对金钱贪婪的丑态。普希金的功绩，是在30年代进一步尖锐的揭露出新起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洞察到这在人们思想道德上的反映。诗人指出黄金的威力，它驱逐着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英雄，去作损人利已的事情。盖尔曼这个有着拿破仑侧影与梅菲斯托非尔灵魂的拜金主义狂人，他生活的目的就是攫取金钱。他对丽莎的爱情，只是为了他能更好从老伯爵夫人那里获得致富的赌博秘诀。他的思想行为逻辑地使他最后吓死了伯爵夫人。普希金表现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罪恶性时，是通过当时社会最流行的赌博场面和关于打牌发财秘诀的离奇故事达到的。作者准确指出盖尔曼的掠夺贪婪的可怕力量也是他得到悲剧结局的原因。这就深刻地批判了30年代俄国与西欧流行的创业家们的拿破仑主义。普希金开始的这个主题，在果戈里的乞乞科夫和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格鲁莫夫们的身上得到充分的发扬。
(4)
普希金创作中的农民暴动主题，是以前作家所很少描写的。早在南方诗篇《强盗兄弟》(1822年) 中，普希金就指出了农民暴动的社会原因。在诗篇《斯金卡·拉辛之歌》(1826)中,又赞美了17世纪农民起义的领袖。1830年写的散文《戈留辛诺村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只在1833年写的《杜勃洛夫斯基》中，农民的起义斗争才被更为具体地描写到。诗人在这部小说中揭示了农奴制度一切最坏的特点，触及了贵族内部的分化。特别重要的是发掘了农民身上的革命特色。小说中的铁匠阿尔希普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和战斗精神，这是最觉悟的真正的农民领袖。不管普希金伟大的代表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也好，还是具体描写了农民起义的《杜勃洛夫斯基》也好，都没有塑造出完整的农民的典型来，革命的人民也都没有处在小说的中心。而在1836年写的小说《上尉的女儿》中超过了这点。
普希金在1833年所写的《布加乔夫史》，从历史、科学上说，是《上时的女儿》的直接准备。而普希金在伏尔加河与奥伦堡一带访问所积累的感性材料，则成为了小说构思的基础。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广泛描写了18世纪后半的社会历史面貌，它的主要特征，当时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各种人物的生活与心理，彻底抨击了农奴制度。
作品通过贵族青年格利鸟夫的“家庭纪事”，揭示了它的基本主题：布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作者第一个描写了被压迫者所进行的正义战争，指出人民起义并不是如反动学者所说的强盗行动，而是真正的反地主压迫与民族压迫的人民战争；布加乔夫不是杀人越货的绿林大盗，而是与人民相联系的天才、聪明而正直的人民英雄。普希金同情人民起义，认为暴动是愚蠢而反动的政治制度压迫的结果，同时也指出这个起义的广阔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对比着，普希金揭露了贵族阶级作为没落阶级的一切特征：腐朽、怯弱、卑鄙、伪善……。这些特征在奥伦堡的将军与什伐勃林等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
布加乔夫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他是俄罗斯人民性格的体现者，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理想化，而是按照历史的真实来描写的。构成布加乔夫性格特征的是有才干、机智、英雄主义、自由反叛精神、人道精神、公平正直。他对敌人是不宽容甚至冷酷的，但他又是富于同情心，慷慨和善于辨别人的。普希金成功地发掘了他身上的普通人的特色，甚至连幽默和幼稚也不曾损伤其英雄本色，反而更显出他作为普通哥萨克的特点。普希金是在宏伟的历史背景上展示布加乔夫形象的，布加乔夫第一次出场是在暴风雪中，后来是在千军万马的欢呼声中，这就衬托了他的不凡。普希金又是通过他与格利鸟夫之间的关系来深刻揭示他的精神性格的，面特别在一个忠于沙皇的贵族少年的眼中看来，布加乔夫是机敏、恢谐勇敢、仁慈的人，一个人性的人，“他的端正的、十分愉快的容貌一点也没有显出残忍的样子”，⑥这就更充分显示了他的平凡。不凡的英雄又是平凡的农民，这就是历史造就的又为诗人现实主义再现的布加乔夫的面貌。小说在另一方面用孤鹰的寓言，暗示了他命运的悲剧性。他知道自己的“路窄"和沙皇军队强大，但他准备为人民的解放牺牲自己，绝不作奴隶。人“与其吃死尸活300年，不如痛痂快快喝一次鲜血”⑦这句豪迈悲壮的话，正是人民热爱自由、反抗强暴的无畏精神的表现。
小说中另一个人物格利鸟夫，并不是历史主人公，他是作为运动的见证人与故事的叙述人出现的。他的活动以布加乔夫为转移，在他命运的几个关键处(暴风雪、在绞架上、爱情)起决定作用的是布加乔夫。格利鸟夫的生活与爱情主要在结构上具有意义。格利鸟夫与布加乔夫两条线索在小说是交织的，而揭示作品的内容，确定作品的思想意义与历史价值的主要仍在布加乔夫的线索。作者是把格利鸟夫作为正直的贵族青年处理的，他有某些优点(诚实、自我牺牲的骑士精神、对布加乔夫的同情) ,但他的贵族阶级立场却很坚定。作者酒过他，表达了自己某些对农民运动与对生活的观点。
普希金在《上尉的女儿》中表现了思想上的弱点，即在于一方面坚决否定农奴制、否定官方对农民起义残酷镇压的同时，另一方面又没深刻分析农奴制残酷剥削农民、造成农民起义的经济原因，并且认为农民起义是“既无意识又残酷的暴动”⑧。诗人既不相信贵族能指导解放运动，又找不到确实负起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阶级，这是他的阶级局限与历史局限。这正是十二月党人被镇压下去，革命贵族知识分子显示出一切弱点，而革命平民知识分子又没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30年代(即尼古拉黑暗统治时期)人们在探索中矛盾的反映。但毕竟，普希金以其所展示的农民的巨大力量与震撼历史的革命精神，唤起人们的斗争意志。
㈥普希金晚年的生活
普希金的晚年是在极沉闷的氛围下度过的。1834年，沙皇尼古拉为了要接近诗人的妻子，就赏给了普希金一个侮辱性的官街“宫廷近卫” 。诗人处在了被监视、被迫害的地位。由于他的不妥协和作品被上流社会歧视，一生最后的几年，写得少，也发表得少。沙皇偷拆普希金寄给妻子的信，发现对皇室不敬的言词，并且诗人接着要辞职，于是更激怒了反动统治者。更主要是诗人的创作沉重打击了贵族阶级，所以上流社会布满了对诗人的敌意，酝酿杀害他。接着反动集团唆使荷兰公使的义子丹特士，一个法国无赖去调戏诗人的妻子，并且用侮辱性的匿名信毁谤和激怒诗人。普希金为了尊严与荣誉，坚决与丹特士决斗。沙皇政府就阴谋利用了这个时机来害死诗人。1837年1月27日诗人决斗受伤，1月29 日普希金被沙皇政府和贵族上流社会杀害。
俄国伟大天才诗人遇害的消息传遍全国，拜谒者数以万计。沙皇怕群众示威游行，于是夜间偷偷由宪兵押送、把灵枢运回米哈依洛夫斯柯耶草草葬埋了。人民的愤怒是宪兵扼杀不了的，就在普希金逝世的当天，俄国另一个伟大诗人莱蒙托夫继承了他的事业，巨人般站了起来，发出愤怒的呼声，向统治者抛出谴责的革命檄文：
你们，站在宝座周国的这贪婪的一群，
全是自由、天才与光荣的刽子手……
……有着上帝的法庭，
有着威严的审判官，他正在等候；……
你们也不能用你们的污血
去把诗人的正义之血洗清！⑨
莱蒙托夫因此放流教，4年之后同样被杀害。
(七)普希金创作的意义
普希金是过去一切优秀遗产的继承者，并在改造遗产的基础上开辟了批判现实主义的道路，创建了民族文学。普希金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思想上与当时代斗争密切相连，就在于创作方法上、主题上、形象上，体裁上成功的独创性和开山祖师的作用。普希金在逝世前一年办的《现代人》杂志，开辟了先进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园地。
普希金是歌颂自由的诗人，是揭示生活真实、传达属于人民的思想情感的诗人，是把俄罗斯文学带给世界人民的诗人。他在1836年写的《纪念碑》中估计了自己的创作意义:
我的名字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
都会讲着我的名字，⑩
普希金曾在残酷的世纪所歌颂的自由，在十月革命后实现了，他的名声不仅传遍了整个伟大俄罗斯，而且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无产阶级文化也传遍了整个地球。普希金的创作是全世界人民的财富，它发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密茨凯维支、梅里美、伐佐夫的创作都不留着普希金影响的痕迹。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全名是《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注:“一名花心蝶梦录，俄国普希罄原著……”。据发现， 这是中国第一本俄国文学作品译本。我国第一次介绍俄国文学就介绍了普希金和他的代表作，是有深刻意义的。⑾
1907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评价普希金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⑿。瞿秋白同志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著述与《茨冈》的翻译都对介绍普希金的精神与创作作了巨大贡献。
1937年，普希金逝世百周年，上海举行纪念大会。1947年苏侨在上海重建被日寇破坏的普希金铜像，中国文学界同时编辑《普希金文集》出版，都有以传播诗人精神与国民党反动派抗衡的作用。同时在纪念大会上，郭沫若号召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普希金的不屈精神向国民党斗争。在延安，同样举行了纪念会，《解放日报》也介绍了诗人的生平与创作。
解放后，普希金的主要著作已有译本(有的还有几个译本)，并广为流传。中国中学文学课本也曾一度选普希金的诗为教材。这一切说明，对这宗遗产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予以重视。而在色情凶杀作品流行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希金的歌颂真正生活与自由的作品是被视为禁品的或者被歪曲。
普希金的创作在我们今天并不消失其意义，它使我们认识旧世界的生活和人们的斗争，使我们去爱我们已获得的幸福生活。普希金的作品，依然激起人们的美感。但我们要批判其不足的部分，历史地看待作品中主人公的进步性。
[注]
①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集》第44页，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译文略有改正。
②林陵译:《鲍里斯·戈都诺夫》，见《普希金文集》第158页。
③《别林斯基选集》(俄文版)第670页，国家艺术文学出版局，莫斯科-列宁格勒，1949年，
④译文见缪灵珠译：高尔基著《俄国文学史》第162页，引文略有改动。
⑤水夫译文，见《普希金文集》第185页。
⑥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孙用译，第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⑦同上，第132页。
⑧《上尉的女儿》第150页。
⑨莱蒙托大：《诗人之死》，见《普希金文集》第288-289页
⑩普希金：《纪念碑》，见《普希金文集》第58页。
⑾见阿英;《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1956年第21期《文艺报》。
⑿《鲁迅论俄罗斯文学》，罗果夫编，第5页，时代出版社，1949年。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