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朝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王朝，即君主主宰一切。因此，君主寿命的长短，对王朝的命运和前途，起着重大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皇帝秦始皇，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根据史书的记载，秦始皇是死于三十七年(前210)第五次的出巡当中。这次出巡，他带上了左丞相李斯和他最小的儿子胡亥。当来到沙丘（今山东平原县）时，秦始皇突发疾病，随着病情的恶化，始皇帝开始准备后事，并给长子扶苏留下遗嘱：“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即命他将兵权交于大将军蒙恬，自己则速回咸阳主持葬礼。
遗嘱立好以后交于赵高保存，可是赵高阳奉阴违，等到始皇帝驾崩以后，赵高联合宰相李斯将皇位继承人私自篡改为胡亥，并设计赐死长子扶苏。由此秦二世胡亥成功登基，这就是著名的沙丘之变。
对于沙丘之变，多数人觉得这只是一场单纯的宫廷阴谋，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纵观秦王朝的历史，不难发现，沙丘事变对秦王朝的前途，对当时整个社会矛盾的发展，确实影响极大。因此，笔者试图从沙丘事变来剖析秦政权内部矛盾及其斗争，以窥见秦王朝覆亡过程之一斑。
沙丘事变的发生，是秦始皇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是秦王朝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恶果。它开始于封建（即分封制）与郡县之议，激化于焚书与坑儒之举，最后导致“沙丘事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大统一的封建帝国。然而对于如此地域广阔的国家，如何正确的管理却成为一个巨大的问题。在当时秦王朝内部，意见不一。秦始皇认为，他继承祖业，用武力征服六国以后，务必“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传之无穷。”但佐成其业的大臣们，并不尽然，丞相王須就主张采取分封制，而李斯则持反对意见说：周代分封子弟，权力分散，互相攻杀。结果，秦始皇支持李斯之见，不立诸子为王，分天下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王須的意见虽被否定，但此问题并没真正解决，因为郡县制非秦独创，更不是始于始皇，它早在春秋中叶便已开始，到战国已成为各国较普遍的地方行政制度。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不过顺应历史潮流，把它加以推广，作为全国统一的行政制度。
这是秦政权在统一六国之后，第一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分歧。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未给社会带来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地压在人民身上的徭役赋税越来越重。而后淳于越提出了一个和王須一样的观点，即鉴于当时社会的危机，欲以分封子弟的办法去巩固它。
可是，李斯对此却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措施。他在反驳了淳于越的观点之后，提出了禁止私学和焚书的建议。他说：
“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这说明当时社会上确有不少人对秦政权有所非议和批评，势必削弱秦始皇的统治。要禁止私学就得焚书，因为在李斯看来，人们对于秦始皇的统治产生异议的根源，是由于人们读了古代的诗、书、百家语，是古非今，只要将这些书烧了，就能杜绝异议的根源，因此李斯建议始皇帝开始焚书。
“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秦始皇同意李斯的建议，即下达焚书谄令。这便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焚书事件。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极其愚蠢。
因此，秦始皇焚书之举，不但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堵塞了言路，孤立了自己，加剧了秦政权内部的矛盾。在焚书事件之后一年，即三十五年（前212年），爆发了坑儒事件。它把秦王政内部的矛盾推向了新的阶段。这时，秦王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越来越不能容忍秦王朝的专制统治，反抗斗争，穷出不已。到了秦始皇的晚年，竟出现了有人要推翻他统治的声音，并且当时与秦始皇意见不同的大臣以及受迫害的儒生，以及反抗秦始皇的百姓都开始站在了扶苏的一边。
沙丘事变的主谋者为赵高、李斯和胡亥。赵高原本地位卑微，又犯过大罪，蒙恬的弟弟蒙毅曾法治过他，故尔怀恨在心。秦始皇一死，赵高认为扶苏继位之后，必然要重用蒙氏，必定对己不利，而且扶苏反对其父亲的严刑苛法政策。扶苏继位之后，也必然要改变这一政策，这也是赵高不希望的。因此赵高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除掉扶苏和蒙恬，捧出胡亥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赵高与胡亥串通之后，即去找李斯。李斯身为丞相，位高权重，又颇得秦始皇的信任，常参与机密，此事必得李斯合谋，才能成功。所以，李斯是沙丘事变成败的关键人物。假如李斯坚决反对，这次政变是不能得逞的。但李斯为人贪图富贵，“重爵禄”，所以，当赵高指出扶苏继位以后，必然要用蒙恬为丞相，因为李斯有五个不如蒙恬之处，李斯便同意了。
这场事变，从表面来看，扶苏和蒙恬是赵高和李斯杀害的，但这种状况实际上是秦始皇自己制造的，是秦始皇把扶苏贬到上郡，使他不能在自己身边，也不能留守咸阳，掌握国家的权力， 给赵高、李斯等人可乘之机。赵高、李斯加害于扶苏的罪名，也正是秦始皇生前屡次责难的不实之词。赵高、李斯也正利用了这一点蒙骗了秦王朝的宫廷官吏，而且也使扶苏信以为真，放弃了必要的自卫和反抗，使这一关系秦王朝前途命运和天下安危的大阴谋，轻而易举地获得了成功。所以，当扶苏被迫自杀，胡亥立为二世皇帝。
由此，我们认为，沙丘事变的严重性，并不在于赵高、李斯进行了一次宫廷政变，把皇位的继承权，从长子扶苏手中夺过去交给了小子胡亥，而是使秦政权在面临危机的重要关头，丧失了一次挽救危机的机会，因为扶苏是反对其父亲重刑治国的高压政策的，蒙恬三世为秦将，功劳卓著，在秦始皇死后，如果扶苏继位马上改变秦始皇的某些政策，缓和一下国内的阶级矛盾，秦政权还是有继续存在的一线希望。
所以，秦始皇一死，天下引颈而望，期待新嗣位的皇帝，能够看到人民的痛苦已经不堪忍受，赶快停止阿房宫的修造，终止骊山的工程，休止征发筑长城戍边的苦役，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废除某些无辜加害人民的法律和酷刑，使入民能够生活下去，安定下来。但人民失望了，赵高、李斯，胡亥不但没有认识到形势的危急，悬崖勒马，反而继续推行秦始皇那一套濒临绝境的政策，并且变本加厉。
为了维护他们新近篡夺来的权力，赵高纵容二世：
“严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至收族，灭大臣而远骨肉，贫者富之，贱者贵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
进行了一场排除异己、培植亲信的大屠杀，杀了一大批秦王朝的良将功臣和有用之才，如大臣蒙毅、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等。这种恶性的大屠杀，一直杀到陈胜吴广起义，刘邦入秦破咸阳为止。
因此，我们认为，沙丘之变从内部对秦政权起了瓦解和崩溃的作用。赵高、李斯犯下了极其严重的罪行，但这种罪过之大半则是由秦始皇自己造成的。秦始皇喜欢大臣对自己阿谀奉承，容不得不同的意见，这就使得忠臣不得与谋，而使赵高以售其奸，这也是秦朝最终覆灭的重要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