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是宋徽宗最后一个年号，而我们熟悉的“靖康”（见注释1），其实是宣和七年金兵南下时，宋徽宗临时抱佛脚，将皇位“禅让”给儿子宋钦宗起的年号，紧接着徽钦二帝便被俘虏，北宋宣告灭亡。
如果说靖康是宋朝人心中永远的耻辱，那么宣和代表了百姓对北宋王朝的失望，大好河山尽丧于金人手中，华夏民族似乎失去了脊梁。因而在《宣和遗事》中，作者对北宋历代帝王荒淫无道，宠幸奸佞进行了批判，与此相对应的又描写了梁山好汉聚义的故事。
在当时宋朝老百姓的心中，自己的皇帝是指望不上了，因为他们只会妥协图安逸。大臣们也指望不上了，因为他们只关心头顶上的乌纱帽。皇帝和大臣带来的双重失望，让老百姓只好去寄希望与虚无缥缈的好汉故事。
显然《宣和遗事》中记载的一些小说故事，正是表达了北宋灭亡后，作为亡国人的南宋百姓的这一内心诉求。在这本书中，讲述了36位好汉在太行山聚义的故事，这里的36直接被后来的《水浒传》加以借用，形成了36天罡星正将的雏形。
《水浒传》虽然成书于元末明初，但在南宋时期，关于宋江、武松等好汉的故事就已经开始流传开来。当时以画马文明的著名画家龚开，还为这些人物作了画像，配以解说文字，进一步促进了小说故事的流行。
上世纪在日本被发现的宋朝话本小说集《醉翁谈录》（见注释2）中便收录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等故事，这进一步证明《水浒传》故事正是源自这些独立的英雄话本小说。这些原本是相互独立的话本小说与上文提到的《宣和遗事》相结合，逐渐演变为元杂剧中的108位好汉，这其中部分剧目甚至一直流传至今。
自北宋灭亡以后，逃到江南遗民也并没有好到哪里，依旧时时刻刻需要提防来自北方的战火，金国人逐渐堕落了，蒙古人又崛起了。南宋152年的国祚，就一直生活在这样的阴影当中，老百姓长时间的压抑，最终需要发泄的出口。梁山好汉打杀随心，路见不平一声吼，遇上贪官砍了，遇到豪强杀了，无疑成为老百姓最简单的发泄方式。
而梁山好汉们为了“替天行道”，顾不上自身儿女情长的形象，却又恰恰是绝大部分南宋老百姓做不到的。拜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所赐，百姓的温饱早已经不是问题，生活的富足让更多的人无法割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温柔乡，在这种普遍现象的背景下，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也正是越来越多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才会出现后来的梁山好汉征田虎、征方腊和征辽国的故事，本质上也是无法无法做到抛家舍业奋力一搏的南宋百姓，寄希望于虚拟的英雄好汉，来拯救颓势显现的南宋朝廷。
如果说最开始相互独立的英雄话本小说，反应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内心诉求，那施耐庵编写成集的《水浒传》无疑就将这一思想境界拔高了一层，既反映了社会矛盾、也拥有了群体意识，不但融入了民族苦难，还描写了来自等层社会的现实、欢乐与期望。
正是充分尊重和吸收民间约两百多年创作成果的基础上，把原来相对独立的故事，用新的、系统的、宏大的、精密的架构统一起来，并重新做了全面的创作，最终形成了《水浒传》。在施耐庵撰写《水浒传》基础上，明清小说家和书商又进行了广泛的再创造。
这不是单纯在书斋中创作的作品能够比拟的。《水浒传》成书后，经过作者的凝练，故事更加生动形象，凝结了作者更加丰富与系统的价值观，以书为载体，水浒故事流传更加广泛，六百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甚至波及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