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野史和民间传说中,雍正皇帝的名声一直都不太好——篡位登基、性格狡诈、残杀忠良、性格冷酷,最后甚至落下了身首异处的下场。
野史中的雍正,被吕四娘刺杀
但不可否认的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业务能力非常强悍。
首先,为了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他大力“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取消了土司世袭制度,任命有任期、可调动的流官,并进行了清查户口、丈量土地、核实赋税等工作,有效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次,废除贱籍制度,实行“摊丁入亩”政策,有效缓解了无地、少地农民的经济负担,不仅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还促进了人口增长,减少了地方官府任意加税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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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举措,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额外负担,增加了外官薪给,对整顿吏治、减少贪污有着积极作用。
另外,雍正还改善了秘密立储制度,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一直对雍正赞誉有加:“雍正爱法律、重公益,超过父王。帝王之中无人比他更不遗余力地鼓励农事。他对这一于国民生计不可缺少的百艺之首亟为重视。各省农民被所在州、县长官评选为最勤劳、能干、孝悌者,甚至可以封为八品官。农民为官,并不需为此放弃他已卓有成效的农事耕作,转而从事他并不了解的刑名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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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雍正是出名的“工作狂”。实际上,早在即位之前,他就意识到朝廷“乏才之患”非常明显。
因此在即位之后,不仅对国家人才库的搭建问题颇为上心,在官员的选拔环节也做到了“事必躬亲”。比如对各路官员保举/出具考语(对人品德行为的评语)的候选官员,他都会亲自“面试”(即“引见”)。
有趣的是,在面试这些“候补官员”时,雍正特别喜欢以自己的“人事经验”和“审美标准”对其作出评价,并随手批注在“履历片”上。
这里的“履历片”,泛指雍正亲自参阅的候选大臣履历档案的汇总文件集,是只有军机处内部少部分官员才能见到的高机密文件。或许是因为其“不公开属性”,因此,雍正的批注极其犀利且“放飞自我”。坦诚说,现在的脱口秀与之相比,简直弱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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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履历片”上的疯狂吐槽,我们可以确定,雍正是个如假包换的“颜控”。
1)眼神观察
他在和“候补大臣”交谈的过程中,不仅喜欢观察对方的眼神,还经常以此来判断其是否“靠得住”。这里“最受伤”的,莫过于金庸的先祖查昇的堂兄查嗣庭(1664-1727)。
尽管查嗣庭深受宠臣隆科多的赏识,但雍正从未对其有过任何好感。因为在他看来,查嗣庭“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必不端正”。可以预见,查嗣庭的仕途大概率“不得善终”。
雍正四年(1726),担任江西乡试主考官的查嗣庭,因所出的试题与汪景祺《历代年号论》“一止之象”的说法一致而被“革职拿问”。次年,查嗣庭在监狱里服毒自尽,遭“戮尸枭首”。家族老幼要么被处斩,要么被流放,要么“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凄惨至极(拓展阅读:读书笔记:清朝的文字狱,到底有多狠?)。
查嗣庭
在雍正看来,“狼顾之相”代表着“不忠”,具有“忠臣眼”的大臣才值得信赖。比如他在与江西清江县知县金广培交谈之后,就夸赞那地方“平常老实人,两只忠臣眼”。
2)面相与神色观察
除了眼神之外,他还喜欢通过面相与神色来“识人”。
对于自己“看上眼”的官员,雍正不吝美词。比如在与台湾水师协标左营游击祁进忠交谈之后,夸赞其“气度相貌甚好,似有福人,长胡子,将来不论什么皆去得,可成大气”。
至于自己“看不上眼”的官员,吐槽起来毫不讲情面。比如在与户部江南司主事朱叔权交谈之后,吐槽其“相貌微寒,恐福量不及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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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身材识人
除了眼神和面相,他还喜欢通过身材来“识人”。因为身材管理不佳惨遭“翻车”的案例,可谓数不胜数。
在与候补长沙府知府汪椅交谈后,雍正吐槽他“但身材相貌卑陋”;在与候补安陆府知府胡振组交谈后,雍正吐槽他“白脸矮小人,小伶俐,未必诚实”;在与河南南阳镇标左营游击杨铎交谈后,雍正吐槽他“一条条大长人,像太监”。
在这里激情建议年轻男同学们,一定要做好身材管理!不一定非要有八块腹肌,但至少别让身材走样啊!
遛猴的雍正
除了外貌之外,雍正还经常对候补官员身上的气质进行主观判断,甚至还衍生出了“鬼”、“贼”、“包衣习气”等说法。
1)气质判定
首先,雍正喜欢用“鬼”、“贼”、“太明白”、“过聪明”等字眼,评价自己认为“不诚信”的候补官员。
在与湖南岳州府知府尹士份交谈后,认为对方“人明白,少似藏鬼,不似大才”;在与候补贵州平越县知县杨兴道交谈后,认为对方“人着实不妥,鬼而横,不似端人”;在与一等守备洪其烈交谈后,认为对方“人似鬼头,小伶俐人”;在与特授直隶赵州知州徐士滋交谈后,认为“似有歪才,不诚敬,胖大汉子,大似恶人,只可止此”。
其次,雍正喜欢用“婆子”、“婆心”等字眼,评价自己认为“善良但无大才”的候补官员。
在与题补(替补)湖广荆门营游击王再辉交谈后,认为对方“瘦长人,惯会哭,老成忠厚像”;在与广东平海营中军守备戴进交谈后,认为对方“老实人,相貌卑小,像老婆子”;在与特授贵州镇远府知府方显交谈就,认为对方“老实,中材,似婆婆妈妈的,好人,只可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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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出身特质
值得注意的是,雍正还喜欢用“包衣习气”、“科甲习气”等与出身特质相关的词语,来评价这些候补官员。
这里的“包衣”,主要指八旗制度下,世代服役于皇帝、宗室王公之家的一个奴仆群体。在雍正看来,“包衣气质”往往与“下贱”划等号。
他在与镶红旗包衣人、候补河南汝宁府知府高文恺交谈之后,认为对方“人眼中着实不舒服,不似端人,口气到好看,已当面深伤教导去,大有包衣小人光棍景”;在与正黄旗包衣下人、江苏徐州知州张文英交谈后,认为对方“人明白,不似包衣下贱之风,像貌稍似鄂尔泰”。
另外,那些喜欢拉帮结派、爱慕虚名的读书人,经常被雍正斥责为“有科甲习气”。譬如他在与进士出身的陕西粮道杜滨交谈之后,坦言对方“若不袒护科甲,可算全才”。
洗脚的雍正
3)民族气质
另外,雍正还喜欢用民族特征来评价候补官员。
雍正认为,汉人相对文弱,蒙古人雄壮有力。他在同陕西神木营副将周起凤交谈后,赞誉他“人明白,去得,像蒙古,似好汉子”。至于“像旗人”,那无疑是最大的褒奖了。他在与福州府知府杨弘绪(四川人)交谈后,赞誉他“少年老成,精明,似旗人,着实明白,去得”。
值得一提的是“汉军气质”。众所周知,八旗汉军在清初统一全国及稳定中原局势的过程中,做出过重要贡献。因此,他们深受皇太极的赏识和重用。等到了雍正时期,八旗汉军的地位急剧下滑。因此,雍正一度将狡猾、油气一类特质,归纳为“汉军习气”。
在与镶红旗汉军、特授延平府知府郭朝鼎交谈后,认为对方“经许多人言好,甚不配,亦不似有暗才,不过像一老汉军”;在与正白旗汉军、候补同知马世藻交谈就,认为对方“老实人,不过非混帐汉军耳”;评价江苏泰州知州褚世暄“甚像汉军,好小材料,非(不)大气,人亦小聪明,伶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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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民族特征之外,雍正还喜欢以行政区域的民风来评估候补大臣。用今天的话说,雍正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地域黑”。其中,最令雍正深恶痛绝的,非“浙江习气”莫属。
其实原因很简单,以浙江籍文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一直对清政府颇有微词,因此,“浙江人”给他留下了“不忠”的印象。至于“浙江习气”,主要泛指绍兴、杭州、嘉兴、湖州四府的“浇漓民风”,可以简单归纳为“不听话”、“喜欢拉帮结派”、“喜欢耍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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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浙江习气”成为了雍正夸赞浙江籍官员的“经典语录”。在与广州府同知马世枢(浙江会稽人)交谈后,夸赞对方“人甚老成明白,显露毫无浙江习气”;在与柳州府知府钱元昌(浙江海盐县人)交谈后,夸赞对方“人甚老成明白,将来可道员,不似浙江人,好相貌,须参白”;在与户部江南司主事朱叔权(浙江山阴县人)交谈后,夸赞对方“着实明白,有良心,总不似浙江人”。
当然,“浙江风气”并非浙江籍官员专属。很多让雍正感到不爽的候补官员,通常会被他批评为“有浙江风气”。比如在与太苍直隶州知州王溯维(河南人)交谈后,批评对方“过于聪明,象浙江、汉军人….神气不真诚,未看透,人贼苍”。
一言概之,雍正对“汉军”和“江浙地区”出身的官员,均存在一些主观的负面偏见,即怀疑他们“不忠诚”、“不诚实”,甚至一度从外貌和气质上面贬低他们。有学者曾做出统计,在雍正评价候补大臣“不诚信”的案例中,江浙出身的官员占据了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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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限于历史、认知等多重因素的局限,雍正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多主观且“违背科学”之处——通过候补官员的生辰八字来决定任免。对此,建议大家理性看待就好,没必要做过多苛责。至于他的“民族观”和“地域观”,我们更没必要上纲上线,只需将其当做笑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