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的生铁冶炼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它的采矿炼铁业几乎与中华民族的冶炼史同步兴起。晋国最早使用的炼铁鼓风炉，在这里发明使用。战国最著名的“阳阿古剑”也产自晋城大阳镇，它刀刃锋利，削铁如泥，当时的大阳已成为北方各诸侯国制造兵器所需生铁的重要产地，足见晋城冶炼业的兴盛。晋城冶炼业的兴旺，不仅促进了农业发展，更是带动了晋城周边贸易的交流，使人民生活上更加富足，同时也为城市建设和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作为我国人工冶铁发祥地之一的晋城，境内广泛分布着极易还原的赤铁矿、优质无烟煤矿、性能优良的耐火粘土矿等冶铁所需的燃料与矿藏。这些矿藏不仅在晋城分布广，而且埋藏极浅，古代许多都裸露出地表，极易被古人发现、开采、利用。除此以外，晋城古代水源充足、林木茂盛、气候温和湿润，不仅适合多种动植物生存繁衍，更适合古人类的生存活动。总之，诞生与发展人工冶铁所需要的人文、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原料等条件，晋城不仅齐备，而且相当好。

史书记载：到公元前7世纪春秋中期的晋文公时，晋城已进步到使用先进的带鼓风的炉子（鼓风炉）炼铁。南北朝时，北齐（公元550—577年）在国内设了七个冶铁局，其中的一个设在晋城（也有人认为是两个）。此时的晋城已成为北齐这个北方区域性国家的主要钢铁产地之一。

到北宋（公元960—1127年），又在晋城设立了隶属国家的“大广冶”铁冶所，担负为国家铸造铁钱等任务，还将晋城的铁大量调往他处，每年还要上交国家大量的税赋。公元1004年，奏减大广冶作为税赋上交的铁就达数十万斤。可见当时晋城冶铁的规模之大。在宋代，晋城已成为国家的重要钢铁产地之一。

阳城生铁铸造工艺

元代（公元1271—1368年）在全国共设了八大铁冶所，在晋城设立的“益国铁冶所”则是其中之一。明代（公元1368—1644年）在全国共设十三个铁冶所，晋城的“益国铁冶所”仍是其中之一。在元、明两代，晋城已成为全国少数几个主要钢铁产地之一。到明末，仅晋城（泽州）一个阳城县的产铁量已达到或超过明初全国的总产铁量，说明在明代，晋城的钢铁又有一个大发展。明、清两代，晋城的采煤、炼铁和铸造行业最为鼎盛，不仅产有铁锅、铁钉、铁锁等生活用具，而且镰刀、斧头、铁锹、犁铧等农具样样齐备。

鸦片战争前的清中期，晋城的钢铁业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鼎盛。据李希·霍芬（德国著名学者，1870年曾对晋城古老工艺和资源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记载，在道光年间（公元1820—1840年）仅晋城的一个凤台县（及晋城县），就有生铁炉一千余座、锻造熟铁炉一百多座、铸造化铁炉四百多座。产品不仅供应国内广大区域，还销售到我国东、南、西、北周边各国，甚至还远销到中亚一带，“有几亿人用铁是由此供给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在洋货的冲击下，使用古老工艺的我国钢铁业，大多走向了衰落破产，晋城也受到了冲击，个别产品如大阳钢针也走向衰落。但是使用古老工艺的晋城钢铁及制品，在同等价格下，许多比洋货有更好的性能、更高的性价比，也更受市场欢迎。所以到了鸦片战争30年之后的1870年，使用古老工艺的晋城钢铁，总体上仍保持着产销两旺的兴盛局面。如1870年的李希·霍芬记载，当时仅泽州凤台县的一个南村镇，就有各种钢铁加工坊一百多家，而且分工分别生产着不同品种的产品。这样的作坊，全县达数百家，产品源源不断大量外销。1874年的《阳城县志》也记载“近县二十里，山皆有矿，设炉熔造，冶人（从事冶炼的人）甚伙（甚多），又有铸为器者，外贩不绝”。

阳城犁镜

1877—1878年，山西及周边发生大旱，民众大量饿死或逃亡。晋城是“岁既不收，铁货尤滞，穷民失业，饿毙益多”。

受此致命打击，晋城钢铁业才急剧衰落。但是晋城钢铁所用的古老工艺并未就此消亡，灾情过后又逐步有所恢复。特别是解放后，又有一波大发展。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晋城使用的古老钢铁工艺，仍有四、五种之多，个别的到20世纪90年代。目前已知的有：世界上唯我国独有的用木风箱鼓风、以无烟煤为燃料的“坩埚炼铁与配套的加工工艺”；在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过的“地下圆形竖炉直接炼钢与加工工艺”；被称为“古代冶铸活化石”的以硬木为燃料冶炼、用铁范直接铸造的“阳城犁镜冶炼与铸造工艺”；还有以普通木柴为燃料炼熟铁或低碳钢的类似古代“块炼法”的“棒槌炉冶炼及拔丝制针加工工艺”；还有以无烟煤块为燃料、巧妙利用地形、使用自然风的类似原始“块炼铁”的“风哨炉冶炼与加工工艺”等。

司徒小镇打铁花

晋城以生铁为本的钢铁冶炼技术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创造了辉煌的钢铁文明，为古晋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技术和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古代生铁冶铸技术以中原为中心，逐渐向周边地区扩散传播，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