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个让人深信不疑的故事。
说的是：孔子崇尚三代之治，尊崇周礼，他目睹诸侯争霸、礼乐崩坏，在忧心如焚之下，油然而生出一种匡时救弊责任感。于是，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自己的政治观点，想凭一己之力在某一诸侯国实施变革，由点发散到面，全面扭转社会风气。无奈得不到任何诸侯国的支持，只在碌碌奔波中徒掷了光阴，空耗了精力。心灰意冷之余，孔子回到了鲁国，闭门静思，决定另辟蹊径，用余生来整理古代相传下来的文献，编写历史著作《春秋》，以定名分、正人心，通过对诸侯、大夫的褒贬，从心理上来钳制他们，惩恶扬善，拨乱反正，恢复周礼，还归天下以美好的社会秩序。但是，他在著作《春秋》时，原始察终，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太过深奥。他的好朋友左丘明生怕后人不理解，误入歧途，于是作《左氏春秋》为之作注。
故事优美动听，也合情合理。
但未必是真。
且让老覃简单梳理一下这个故事的源头。
首先，《春秋》和《左氏春秋》这两部书是真实存在的，其中，《春秋》既然被说成是孔圣人的作品，那就非同小可了，在汉代被尊为了儒家“六经”之一。而《左氏春秋》与《春秋》关系如此密切，也被尊为了儒家“十三经”之一，被东汉人班固改称为《左氏春秋传》，简称为《左传》。
不用说，《春秋》和《左氏春秋》这两部书的存在，是滋生上述故事的土壤。
那么，故事的种子是谁播种下的呢？
是儒家亚圣孟子。
《孟子·滕文公下》中煞有介事地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这是最早提到孔子著作了《春秋》的文献。
但孔子平生是主张“述而不作”的，并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可以证明孔子著作过什么作品。
像我们所熟知的《论语》，其实是孔子的门人以及再传门人对孔子的言行所做的笔录，并非孔子的著作。
另外，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坐而论道，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唯独没有片语只语涉及《春秋》。
之前老覃写了《孔子著〈春秋〉？孔子和〈春秋〉有关系吗？孔子表示自己很委屈》一文，已明确说了，在西周、春秋时代，统治阶级士君子国人的确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各个领域享有极其广的民主权利，他们可以黜天子、逐诸侯，流放卿士大夫，决定众多国家大事。其中掌管国史记录的史官，更是可以通过刀笔钳制天子、诸侯、卿士大夫的言行；而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却不能随便观看、修改任何史料。像著名的“赵盾弑其君”、“崔杼弑其君”的史事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孔子不是史官，他是无权修改太史所掌管的国史记录的著作的，更不能越职编著《春秋》！
最关键是，孔子一生尊崇周礼、恪守周礼，他是绝不会僭越和践踏周礼去著作、编修《春秋》的。
即司马迁讲的故事是靠不住的。
但是，《论语·公冶长》出现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这句话被司马迁盯上了。
因为里面有“左丘明”这三个字。
这是现存资料中有关“左丘明”的最早记载。
从孔子说的这句话来看，孔子是非常赞赏左丘明的——左丘明厌恶巧言令色之徒，孔子就说，左丘明厌恶这种人，我孔丘也是同样厌恶这种人。
司马迁于是断定：左丘明和孔子是志趣相投的一对好伙伴，一起读书，一起高谈，一起游学，一起著书。
而且，儒家亚圣孟子都说了，《春秋》是孔夫子编著的；那还有一本《左氏春秋》呢？这《左氏春秋》可不应该就是这个左丘明编著的吗？
得，司马迁一拍脑袋，他在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时，大笔一挥，就写了孔夫子编著《春秋》和左丘明编著《左氏春秋》的情节。
他写“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四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然后笔锋一转，说“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说孔子写得太过艰涩深奥，他的弟子都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进行解释，“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左丘明为了不让孔子的本义埋没，“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把这则故事说得活灵活现，东汉初年的学者桓谭即在《新论》沿袭其说，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汉书》的作者班固是司马迁的超级粉丝，他在司马迁所讲故事的基础上，脑补出这样一个画面：孔子为了著作《春秋》，和左丘明手拉着手去翻看史料。
班固把这一画面一本正经地写入了《汉书·艺文志》中，云：“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
既然司马迁、班固这两位史学大佬都这样言之凿凿地说孔夫子编著了《春秋》、左丘明编著了《左氏春秋》，后世诸路史学专家不得不信，都以为果真是如此。
汉宣帝时的博士严彭祖著《严氏春秋》引《孔子家语·观周》篇进一步把班固脑补出的画面丰富化，写：“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入周，观周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但是，诚如上面所说，孔子并非史官，即“孔子编著《春秋》”，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
那么《左氏春秋》是否为左丘明的著作呢？
悬。
因为，要证明《左氏春秋》是左丘明编著的，也同样得先证明左丘明是一个史官。
有人说，左丘明必须是史官啊，班固不就在《汉书·艺文志》春秋类《左氏传》之下清清楚楚地注明了吗？说：“左丘明，鲁太史。”
但是，查现存资料，最早讲左丘明是鲁太史的人应该是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孔安国。
孔安国为《论语》作注，他在《论语·公冶长》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条文中，注称左丘明为“鲁太史”。
人家孔子的话里没有透露出左丘明是鲁太史的任何信息，直接称呼“左丘明”。
司马迁的《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也只说“鲁君子左丘明”。
而从春秋末年至孔安国时代近三百余年时间里，从没有任何人有根有据地讲过左丘明是鲁太史。
孔安国是从哪儿考证出左丘明是鲁太史的？
想来想去，估计，孔安国是认为《左氏春秋》的内容如此丰富，述事如此广博，非史官不能完成。
而他在此前已先入为主地认定了《左氏春秋》的作者就是左丘明。
二者结合，麻利得出了结论：左丘明是鲁太史。
由此可见，孔安国的说法完全是他自己的一厢情愿，未必是事实。
东汉的班固未经审辨，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在《汉书·艺文志》的自注里大大方方地写：“左丘明，鲁太史。”
但事实是怎么样的呢？
事实是，在春秋时代，人们在称呼史官时，往往会将该史官的职称或者其氏号与其名字并列在一起来称呼的。
比如《左传》昭公12年条出现的“左史倚相”、《左传》庄公32年条出现的“内史过"、《左传》襄公30年条出现的“史赵”、《左传》哀公9年条出现的“史龟”、《左传》僖公15年条出现的“史苏”、《左传》昭公31年条出现的“史墨”和《左传》定公4年条出现的“史皇”等等。
当然，也有在称呼时省去了职称后面的人名的，但保留有其职称或氏号是必定的。
如《左传》襄公14年条出现的“左史”、《左传》襄公23年条出现的“外史”、《左传》襄公25年条出现的“太史”、《左传》襄公30年条出现的“大史”、《左传》昭公2年条出现的“大史氏”等等。
根据《汉书·艺文志》里的解释：“太史对内史亦称左史，《周书·史记篇》穆王时有左史戎夫。《大戴礼记·盛德篇》云：‘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庐注云：‘太史为左史，内史为。’《玉藻》 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即这些左史、外史、太史、大史、大史氏，都是史官的职称或氏号。以上条文，都是只出现史官的职称或氏号而没有出现该史官的名字。
如果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孔子又是那么欣赏他，并且孔子又是那样一个彬彬有礼的人，那孔子不会直呼其名“左丘明”，而应该尊称他为“太史左丘明”或“史左”。
司马迁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因为他实在查不出什么可以证明左丘明当过鲁太史的材料，所以他也没有说“左丘明，鲁太史”，而是很谨慎地称呼左丘明为“鲁君子左丘明”。
好一个孔安国，居然在为《论语》作注时整出了句“左丘明，鲁太史”。
更搞的是，新近突然冒出的一份孔府新资料《左传精舍志》，也想当然地咬定：左丘明“世为鲁左史官”。
是的，春秋时期的史官都是世传其职的，如果左丘明是史官，那么他的祖辈、父辈和儿孙辈都应该是史官。
而且，鲁国是众诸侯国中最为重视典籍的，该国史官的地位非常显要，该国史官频频在史籍上露脸。
比如宣公时，有规劝宣公不要在“鱼方别孕”时滥捕的太史克；又比如在哀公时，有在艾陵之战中奔赴前线询问国书首级的太史固送。
左丘明和他的祖父儿孙辈的行为事迹竟全然不见于任何记载。
据此可以断定，左丘明不可能是太史。
甚至，非但左丘明的身份可疑，就连左丘明这个名字，至今也仍是一笔糊涂账。
大多数人认为，左丘明姓“左”，名“丘明”。
但有一部分人认为，左丘明的姓是复姓，为“左丘”，名是“明”。
清代学者刘宝楠就在《正义》里解释说：“左氏是两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单称左，故旧文皆言左传，不言左丘传。”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左”是官名，“丘”是姓，“明”是名。
如近代学者刘师培就在他的《左传答问》里说：“以丘明为鲁太史，左史即太史，左其官，丘其姓，明其名。其不称《丘氏传》，而称左氏传者，以孔门弟子讳言丘也。”
还有一部分人认为，左丘明的名字已经湮没迷失而不可考，“明”其实是他的外号，就跟兵法家孙膑一样，“膑”并不是孙膑的名，是因为孙膑的膝膑骨被庞涓挖了，得了个“膑”的外号。
可不是吗？《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了：“左丘失明，厥有论语。”左丘是因为双目失明了，所以人们才叫他“左丘明”。
近代史学家郭沫若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中也有“左史成盲”的说法。
看看，这一切公案、这一切迷案，都缘起于《论语》出现的“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这一句话。
不管如何，如果根据《论语》出现的这一句话来判断左丘明和孔子是同时代人，并且他们是一对很要好的朋友。那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虽然《春秋左氏》所记录的史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十四年（前453年），但书中提到了一些预言的应验时间已经延伸到了战国中期。
所以，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吴起传〈左氏春秋〉考》中大胆提出，《左氏春秋》不可能是左丘明所著，而极有可能为吴起所著。
老覃认为，说《左氏春秋》为吴起所著是欠缺有力证据的，但说《左氏春秋》并非左丘明作品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只能确认：《左氏春秋》的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非一时一人所作，而是由战国时代的众多学者编集而成。
